01
中纪委揭露医疗隐蔽利益输送
点名4位医院院长

今日（2月6日），中纪委官网发布题为《深度关注 | 严查医疗领域隐蔽利益输送》的头条文章，讲述了多个医院领导隐私利益输送的案例。

曾任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人民医院院长的贺某某，在职期间私自决定药商，收受药品回扣款308万余元；违规干预医院改扩建工程等项目，收受好处费67万余元，共计收受钱款375万余元。

曾任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孙某某，在职期间依靠掩盖身份，操控医药回扣利益链。孙某某先后196次非法收受药品回扣，共计1600余万元，其因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曾任玉环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党总支副书记、院长黄某某，在职期间为规避监督检查，指使某医药公司代为支付其本人购买礼卡、烟酒、滋补品等费用，共计人民币34.75万元。

除了上述三位，还有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骨科原主任徐某某、新林区人民医院原院长刘占岭、松岭区人民医院院办原副主任董全等均因回扣问题被查处。

在反腐高压下，近些年传统的金钱交易已经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更隐晦的“利益输送”。

例如贺某某，为减少暴露风险，其同药商见面商讨回扣事宜时，均选择没有摄像头的地方；收受回扣时，要求单独见面，每次联系使用不同号码，交易地点在两区交界处的公路上；交易迅捷，几十秒内完成，无语言交流，不下车，收钱即走；回扣均为现金，通过亲属存入外地银行。

孙某某在与医药公司、医药代表联系时，以其表弟费某名义出面；在向医生发放药品回扣时，由其亲属出面、中间人作过渡；赃款走账时，账户皆以亲朋名义开具。

此外，由于医学专业性强的壁垒，还存在诸多隐形变异利益输送方式，例如：

“定制式”招投标

在医药用品、医疗仪器等招投标上，巧设“技术参数”“药效参数”等特定条件，打着“科技”“药效”幌子，加码“定制”招投标筛选规则，变相达到与“指定”医药公司长期合作、双向受益的目的。

“规避式”委托采购

通过私下“合计”、幕后操控，把采购“公权”变成第三方采购代理公司的私有经营行为，既能在管理上规避违规违纪风险，又能利用委托代理费、物品差价、资金周转率等做文章。

“供股式”入股分红

医药企业通过隐形“供”股、研讨培训变相补贴、礼品药品无偿或低价兑现等方式，促使双方协商达成医药推销“高价协议”，形成医药回扣利益链。

......

医疗领域专业性较强，再加上受贿行贿双方均有较强防范意识，犯罪行为隐蔽性强，常规方式很难进行有效监管。

02
隐型医药腐败如何监管？
查话费、查流水、查社会关系网...

上文提到，有医药领导指使某医药公司代为支付其本人购买礼卡、烟酒、滋补品等费用。

江苏省无锡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称，此类问题隐蔽性强，但可以通过调取医院主要供应商名录，梳理供应商账册、银行流水等方式入手调查，还可以对医院长期供应商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社会关系网调查，与医院工作人员建立相关性分析，从而精准发现问题。

不仅如此，浙江省台州市纪委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主任方泱表示，在强化对医疗机构“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等“关键少数”、重点岗位、医疗设备采购等方面监督时，要采取行之有效的驻点监督、交叉延伸巡察等手段，有效破除惯性思维。

截至目前，台州市纪委监委先后就药房托管、招标采购管理、重点岗位轮岗、多点执业、科研学术活动、大型医疗设备采购、借款欠款及经商办企业等关键环节开展专项监督12次，发现问题线索17条，党纪政务处分2人。

医疗行业虽然隐蔽，但在日常监督中留意重点人的异常行为，还是会发现蛛丝马迹。

浙江省玉环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黄先锋这样表示，纪检监察机关可从长期合作的医药公司、长期不轮换的重点岗位、长期频繁存在的外出培训等细节入手，围绕重点岗位轮岗、科研学术活动、职工借款欠款等异常数据，层层抽丝剥茧，着重发挥好话单、账单“两单”作用，通过医药公司或第三方代理公司的资金转入、存现时间点及金额，倒查梳理利益输送人员关系，判断资金单向转（存）入、高息借贷、项目分红等现象，精准发现隐形风腐问题。

除了外部监督，内部监督同样重要。

针对公立医院内部监督乏力问题，无锡市纪委监委开展公立医院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任命公立医院纪委书记为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医院纪委合署办公。

改革后，监察专员定期对医疗机构及其派出机构等开展内部巡察，目前已完成对辖区2家公立医院、3家卫生机构及11家乡镇卫生院的全面巡察工作，共发现问题190个，提出整改意见53个，追究责任15人，清退款项7.5万余元，挽回经济损失11.47万余元。

医药代表往往是医疗腐败链条的重要一环。

江苏省邳州市纪委监委督促公立医院完善药房、财务、采购管理等关键岗位轮岗监督制约机制，对医药代表实行审查备案登记制度，并签订廉洁购销协议，利用大数据建立处方抽查机制，避免高价药品滥购滥用。

杭州市富阳区利用数字化手段通过整合医院内部智安医院、智慧病房、智慧医疗3个应用场景，以及廉政档案、人事档案、药品目录、医药代表管理、采购项目等10大核心数据池，实现医院核心业务权力运行的有效留痕和可追溯，斩断医药代表与医生之间的联系，管牢医生手中“提名权”“处方权”。

在利益的驱使下，无论是临床上的医护、医院里的采购，还是药企的销售，都有可能铤而走险，在药品、器械的流通过程中为自己谋私利，而最后这些多出来的成本都将由患者和医保资金来承担。

伴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各部门纷纷入场，大规模介入到医疗系统，从上而下进行追究。

03
国家多部门出手
持续高压医药反腐

一直以来，多部门在医药反腐方面陆续出手，中纪委、医保局、卫健委等发布一系列措施，多项组合拳下，利刃出击，清扫医药腐败。

2023年1月12日，全国医疗保障会上指出，持续挤压药品耗材虚高价格水分。开展新批次国家组织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扩大地方集采覆盖品种，实现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数合计达到450个。引导新冠治疗药品合理形成价格。

过去五年，全国医保系统从不同方面发力，包括挤压药品耗材虚高价格水分，国家组织集采7批294种药品平均降价超50%，3批4类耗材平均降价超80%；叠加地方联盟集采，累计降低药耗费用超4000亿元。

2023年1月5日，全国药品监管会上强调，持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三不腐”一体推进监督执纪关口前移，扎牢制度笼子，深化廉政教育，提升防腐治腐的综合效能；加强干部的培养、使用、管理和监督，建设高素质专业化药监干部队伍，为药品监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在药品监管领域，不仅需要从日常工作中反腐，更重要的还有对干部的监督与培养等。从制度、人等多方面出发，形成规范效应。

此前，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关于印发全国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2021-2024年）的通知》，集中开展整治“红包”、回扣专项等行动，并明确严惩违规违法人员。

如今，严防各类形式的回扣已经进行到第3年，涉及医药代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或药学人员、企业等，依托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级制度，对涉案医药企业依据裁量基准采取相应措施。从福建、北京、厦门等多地来看，多地大医院都陆续宣布“拒绝”红包回扣，后续有望持续增加。

从目前公布的典型案例来看，医疗腐败中医院院长要负主要责任。医药、设备耗材采购、医疗保险等往往是医院院长绕不过去的坎，而医院“一把手”腐败又是逃不过去的话题。

医疗腐败屡见不鲜，药企、供应商常常以关联方出现。不过，卫生系统反腐一直在进行，医疗领域灰色空间不断被挤压。

据赛柏蓝不完全统计，2022年被查的卫生系统人员已经破百位，其中包括多位院长和党委书记（名单附文末）。其中大多是因收受回扣、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等原因严重违纪违法，涉及药品进院、销售等环节。

在企业监管方面，招采信用评级开始发力。根据《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操作规范（2020版）》的规定，失信行为时间超过3年的，失信信息保留但不再作为信用评级所依据的事实，失信行为的时效标准根据失信行为的类型分别计算。

被评为失信企业后，企业日常的招标采购工作都将受到进一步的影响——带量采购中受到限制，涉案产品还有可能被暂停挂网，甚至该公司所有产品都将失去投标资格

今年开年以来，中纪委官网已经多次发布关于医疗反腐的文章。新一轮大范围医药反腐，也许已经在路上了。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