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14日，股市开盘不久后，“生物科技第一股”基因泰克就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基因”。

开售钟声敲响仅一分钟，股价就一下从35美元飙升到了80美元，创造了华尔街历史上挂牌首日的最快增长记录，也开启了Biotech行业的发展历程。

2009年，罗氏以470亿美元收购了基因泰克剩余的40%股份，按当时汇率换算，超过人民币7000亿元。

作为全球第一家上市的生物制药企业，基因泰克为生物技术的未来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基因泰克：生物技术王国的匠心传奇》一书，追踪了基因泰克成立到上市的历史脉络，讲述了基因泰克的早期历史和跌宕起伏的研发经历。

医药魔方invest总结了筚路蓝缕的基因泰克在其发展道路上的三方面重要决策点，以期向读者们展示出这个创业公司的独特魅力点，给读者们以启发。

科研与商业的冲突：寻找平衡点

作为一家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企业，基因泰克的灵魂是前沿科技，但支撑它能够活下去的是商业。

在基因泰克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中，以斯万森为代表的商业逻辑和以伯耶为代表的学术逻辑一直不断发生冲突摩擦，但是又不断达到属于基因泰克的独特平衡点。

基因泰克总裁斯万森的市场调研结果将基因泰克的第一个研究方向指向了胰岛素——拥有成熟市场和稳定的患者群体；而科学家板仓和里格斯则首先将目标锚定于生长激素抑制素的物质，因为其拥有更简单的分子结构，对其进行研究的成果能够填补先导基础研究和后续实际应用之间的空白。

换言之，斯万森认为，只有高附加值的东西才能吸引投资人，筹集基因泰克迫切需要的经费，他不喜欢把时间、精力和金钱浪费在不能直接生产畅销产品的研究上；而科学家们则更关注的是临床试验可行性，而不是产品的畅销性和公司的财务底线。

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意愿之争，而是科学目标和商业目标的斗争——一个研究型的公司会反复遇到的冲突。

基因泰克的第一场学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冲突最终以科学家的胜利为结局，基因泰克将第一个目标设定为了生长激素抑制素。

但这并不代表总裁斯万森愿意转型为“科研慈善家”，最终说服斯万森的，仍是基础理论搭建后基因泰克商业逻辑的自洽——即生长激素抑制素的成功合成可能是生产人胰岛素的必经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基因泰克商业逻辑的可行性。

基因泰克又一次的矛盾冲突也落脚于此：斯万森非常反对在学术期刊中发表胰岛素研究发现，出于商业传统考虑，他倾向于对实验发现保密，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以防核心技术被竞争对手盗用或者复制；

而对于科学家而言，在公开的科学期刊发表研究发现，是积累学术信誉和提高专业地位的最主要方法。

若直接看这场矛盾的结局，似乎又是科学家们获得了胜利：在副总裁兼科学顾问伯耶的努力下，基因泰克的科学家可以发表论文。并且根据伯耶的说法，“事实上基因泰克要鼓励科学家发论文”。伯耶的学术训练背景和专业的学术态度使他做出了这样的极富远见的决定。

但透视伯耶的决策，他其实也深知商业的重要性并做出了让步：如果有必要的话，科学家必须在发表学术论文之前，先让基利（基因泰克的法务专家）撰写专利申请并审阅论文手稿，屏蔽其中的专利信息与保密内容。

而总裁斯万森也逐渐意识到将科学放在首位的政策有利于吸引高水平的科学家，提高产业生产率，增加收益，最终还能在学术领域收获名望。此外，他也知道华尔街分析师将发表论文的引用次数作为公司科研水平和商业潜力的重要衡量指标。

在学术性与商业性的两次典型冲突中，科学家们看似都获得了胜利。但是事实上，将这两次“胜利”称为“磨合”或许更为贴切。

总裁斯万森的商业头脑使得基因泰克获得了独特的竞争力并且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盈利，而伯耶的学术目光使得基因泰克能够吸引大量优秀的科研人才。

长期以来，基因泰克始终保持与高校长期紧密联系，然而企业的学术价值必须与公司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基因泰克研究的主攻方向是强势专利、畅销产品与企业利润。基因泰克的文化就是学术价值与商业目标的巧妙结合。换言之，基因泰克的公司文化就是“重组文化”，至今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体现在生物技术行业。

在基因泰克与加大旧金山分校的生长激素合成的竞争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基因泰克的首要目标是将生长激素产品商业化，而加大旧金山分校虽然不反对生产畅销激素，但首要目的是诠释哺乳动物基因在细菌中的表达机制。

基因泰克有很多竞争对手，但只有基因泰克做到了始终坚持以目标为导向的管理，这与其他公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基因泰克埋头工作，专注目标，重视产品，因此在一众企业中脱颖而出，引领潮流。 

创业者的使命：始终谨记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基因泰克初创时，连公司赖以生存的基本技术都处于原始开发阶段，未经工业测试，更别提拳头产品了。甚至在第二轮融资时，虽然基因泰克的计划书十分详尽，似乎已经要投入于生产了，但是事实上基因泰克连实验室、研究装备、独立科研人员以及后续的发展资金都没有。

从这点来看，基因泰克的成长离不开几位主创真诚朴素地向投资者描绘和落地基因泰克的价值。

事实上，就连基因泰克的初始投资人克莱纳和铂金斯也深知临床试验存在的高风险，但他们还是被基因泰克的创始人们说服，他们认为“伯耶是仔细思考过整个流程的”，正是经过伯耶和斯万森的详细“翻译”，让他们为基因泰克投下了第一笔投资——10万美元。

与传统企业的员工不同，基因泰克的员工们（主要是指科学家们）对传统大公司的总裁近乎监视的行为十分反感，尤其反感他为研究设计的时间表。但科学家的反感这种监控的实质是因为，科学研究不会按照投资方和管理者所预期的时间表进行。

研究型公司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科研本身的不可预测性，这一点在生物技术领域也尤为突出。

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高让众多投资者对生物科技领域望而却步。基因泰克的目标十分远大，在早期就提出了“参与独特微生物的开发以及生产、销售福泽全人类的产品”的目标，但是对于一个连基本技术都没有开发完成的公司，这种说法过于虚无缥缈。

而基因泰克打破这种虚无缥缈和不确定的方式，是通过不断将宏大的愿景拆分成一个个短期目标，在不断实现这些短期目标的过程中，为投资者创造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价值：

1976年秋，斯万森预测到了生长激素的临床应用价值涵盖了多个应用领域，基因泰克需要转变原有的小规模实验室生产方法，实现高效高产的生产工艺；

1977年，生产激素抑制素项目成功了以后，公司启动了一项更具有挑战性的项目——生产人胰岛素；

1978年8月21日，基因泰克生产出了人胰岛素；

1979年，斯万森开始逐步聘用工艺工程师和发酵专家解决胰岛素的研发和量产问题

......

相比于像蛮牛一样用一己之力扛起新药研发的全过程，基因泰克也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一条发展路径，“小步快跑”，利用微生物生产具有医疗价值的激素，降低成本，获得竞争优势。

然后，迅速将这种竞争优势变现，基因泰克将改造过的工程菌授权给专业技术且财力雄厚的制药企业进行药品研发，转嫁高昂研发成本的同时，获得大公司的背书，利用和学习大公司完整且实力雄厚的制药专业技术和设施，最重要的还能为投资者赢得短期财务回报。

对于任何一个Biotech创业者而言，需要谨记，风险投资能够资助创业公司的建立和早期发展，但是无法为企业发展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

风险投资人能始终承担公司风险的最首要前提就是能够快速获得现金回报，无论是通过被投公司IPO，还是通过被投公司被大公司收购。

基因泰克显然是把这一点放在了心上，但在当时基因泰克的技术过于超前，它们去找到很多传统制药大公司寻求收购都无果，最终大胆尝试了IPO这条无人走过的路径。

大胆选择IPO，除了当时的现实情况所迫，也很大程度得益于基因泰克初始投资人之一的铂金斯的远见。在他看来，基因泰克的干扰素市场价值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是他们吸引公众投资者的重要手段，并且当时的股市事实上是有利于IPO的。

铂金斯坚信基因泰克应该尽早走向公开资本市场寻求IPO。IPO，不仅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还可以为昂贵的临床试验融资。并且铂金斯认为，斯万森一味靠周期性风险资本注入和企业的基准支付，注定不能建立一个高度整合并且完全独立的基因泰克。基因泰克必须成为登陆华尔街的首家生物技术企业，保持行业内的领先地位，获得可观的公开市场资本红利。

但是在公开市场融资是有代价的，基因泰克必须满足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严格报告要求，接受股票持有人和分析师的密切检查，承受公众压力。并且在上市之前，公司的产品信息和合同信息有可能遭到泄露，流到竞争对手手里。

可能被竞争者打败的压力还是让基因泰克的上市提上日程。而市场的火热反应似乎也印证了铂金斯眼光的独到之处。

对于基因泰克而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成功经验，就是始终把投资者的财务回报放在心上，始终重视设定可评估的短期目标，并且通过实现一个个短期目标，令投资者一点点看到公司的真实价值。

这种对投资者回报的重视，甚至延续到了基因泰克IPO上市后，在总裁斯万森的稳健经营理念下，基因泰克虽然疯狂烧钱，但一直在寻找机会获得收益，并始终保持了收支平衡，这对于投资者而言无疑是良好的信号。

打破专业壁垒：让高科技普世化

一般而言，投资人和企业都不具有相关的生物知识，这是Biotech公司对外融资时遇到的巨大挑战，而基因泰克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了超凡的推销能力，打破了普通投资人与高科技公司之间的认知壁垒，这一点值得Biotech公司学习。

在基因泰克的第二轮融资中，总裁斯万森、伯耶和铂金斯准备了长达46页的完整商业计划，极力描述了公司研发技术拥有的广阔前景。

设备开始运转后，总裁斯万森和公司的科研工作者就喜欢在闪耀着金属光泽的阀门和刻度盘前拍照，作为公司的宣传照片，打造生物制药发酵专家的形象，其实谁也不知道机器到底在干嘛。

显然，总裁斯万森深知在公众认知范围建立基因泰克形象的重要性。对于公众而言，了解“发酵机制”远没有了解公司运营状态来得直接。虽然基因泰克的技术难以使投资人们完全理解，但是基因泰克并未放弃沟通，积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翻译成投资人们可接受的低门槛话语。

试验成功后，为生产方法申请专利成为了最重要的议题。基因泰克名下没有任何产品或者可能产出的产品，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就是由其独立自主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工艺形成的关键知识产权。

总裁斯万森似乎很早便预见了这一点，他认为，撰写强势的专利申请会披露很多重要的技术信息，所以律师与科学家之间和谐共处就显得尤为重要。在1976年便从美国最大的知识产权公司“里昂和里昂”请来了托马斯·基利作为公司的代理律师（1980年加入基因泰克成为公司的全职法律顾问）。

若说总裁斯万森是基因泰克与普通投资者的链接点，那么基利则是基因泰克与法律的连接点。与物理学家跟工程师完全不同，当时生命科学家们的教育环境和工作环境都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新科学家一批一批地到来，基利不断重申专利申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了加速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专利申请，基利拜读了沃森的《基因分子生物学》并明白了书中的要义，完成文书撰写，实现了基因泰克的专利保护。

在基因泰克完成了生产出切实可测量的人胰岛素这一目标后，礼来迫不及待地与基因泰克签订技术授权。但是与制药巨头谈判是痛苦的，基因泰克必须坚守底线，保护公司的利益，尤其是对核心技术的绝对控制权。

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终于与礼来达成了协议条件，规定礼来只能用基因泰克的工程菌生产重组胰岛素，而不能挪作他用。而礼来为了确保自身利益，细化了拨款标准，规定了严格的截止期限与任务额度。

技术作为基因泰克生命的全部来源，一直被投以最高程度的重视。无论是让技术“走出去”，被大众所认识；还是“藏起来”，用法律方式保护好核心技术的使用权，基因泰克都十分具有远见。

《基因泰克：生物技术王国的匠心传奇》是一本十分值得阅读的书，书中通过大量的口述历史向我们还原了基因泰克那段跌宕起伏的成长经历。虽然如同书中所说，“事实上，基因泰克的成功上市是各种机缘巧合的组成，无论从哪个角度，基因泰克的成功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

尽管如此，对于无论是生物技术领域的科研专家们，还是投资者们，甚至是什么都不了解的初学者，都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回顾那段颇为动荡的Biotech创业史，收获属于自己的独特感悟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