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https://knowledge.wharton.upenn.edu

一个国家的能力及其居民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将决定它在有效应对像新冠肺炎这样的流行病方面的成功程度。根据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毛罗·吉兰(Mauro Guillen)最近的研究，无论是民主还是独裁相对来说都不重要。

吉兰的研究文件题为“流行病的政治：民主、国家能力和经济不平等”，追踪了自1995年以来在146个国家爆发的流行病。这是第一项探索民主、国家能力和收入不平等对流行病动力学影响的研究。

吉兰在他的论文中写道：“在民主国家，更大的透明度、问责制和公众信任可以减少流行病的发生频率和致命性，缩短反应时间，并提高人们对公共卫生措施的遵守程度。”然而，“民主对流行病的可能性和致命性没有影响。”

根据该报告，不平等增加了流行病的频率和规模，并破坏了人们对流行病控制政策的遵守，如社会距离和就地避难，因为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人负担不起呆在家里——他们必须去工作。但是强大的国家和政府结构有助于弥补大部分缺陷。吉兰写道：“国家能力是抵御危机和紧急情况发生及其不良影响的堡垒，而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危机和紧急情况。”

给政府的建议

吉兰说：“在我的分析中，最重要的结果是，你必须有足够的资源、能力和(必要的)国家机构来应对这些全国性的紧急情况。”“在国家能力方面得分较高的国家，因为它们有更多资源丰富的政府，无论哪个政党执政，这些流行病的数量都较少。如果他们有一个，他们往往有更少的死亡和案件。”

该研究的第二个结论是，“在很大程度上，你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并不重要。”“但不平等会让这一切的后果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是在受影响的人数方面。”

他解释说，高度的经济不平等意味着人们没有良好的营养或医疗保健，他们没有储蓄或其他资源。“即使在大流行期间，他们也必须继续工作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因此，他们没有观察到社会距离或就地庇护，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病毒的潜在影响。”

“经验的马赛克”

吉兰对这种流行病感兴趣的是“世界各地的经验的马赛克”——既包括各国受其影响的方式，也包括各国政府如何应对。他指出，虽然这种流行病是全球性的，但世界各地对它的感受却大相径庭，而且它并不是在每个国家同时开始的。不同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反应也大相径庭。

他说，他“特别感兴趣的是，看看政治是否与各国处理这类情况或危机的效率有关。”他还注意到，在关于这一流行病的辩论中，“对于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进行干预的相对能力，存在一些误解。”

吉兰确定了围绕这一流行病的“三大辩论”。一个是民主国家在管理健康危机方面比独裁国家做得更好还是更差。(他澄清说，他用独裁一词来指各种类型的非民主国家，包括极权主义或专制主义国家。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是否具备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必要能力。第三场辩论是关于经济不平等如何让一个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容易遭受相对更严重的后果。格林决定深入研究这些数据，让这三场辩论更加清晰。

他进行了三项研究，以确定政治制度、国家能力和经济不平等对“流行病动力学”的影响。第一份报告回顾了1990年至2019年间世界范围内流行病爆发的发生率和致死率。第二部分分析了新冠肺炎政府强制封锁的速度，“这是遏制传染病传播的最引人注目的政策。”第三项研究调查了在大流行的60天里，各国人民对社会距离和就地避难措施的遵守情况。

吉兰还研究了政府形式如何与国家应对卫生紧急情况或经济不平等的能力相互作用。格林说，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和拥有国家能力并不总是相互关联的。一些民主国家是新独立的国家，相对贫穷，他们没有强大的政府项目。“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这样的国家——例如非洲国家——成为民主国家。但是他们缺乏资源，也缺乏强有力的政府项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如此多的流行病肆虐发展中世界。”

对于仍然独裁的贫穷国家来说，情况变得更糟。吉兰说：“他们面临双重打击，因为他们没有资源，也没有强有力的政府项目。”他补充说，此外，在独裁政权中，人们通常不太信任政府及其对流行病的应对措施。“这是最糟糕的情况。”

该研究发现，人口密度高的国家通常更容易受到流行病的影响，控制疫情的能力也较低。他们需要建立更多的系统来防止流行病的爆发，吉兰说。

然而，吉兰指出，一些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国家也非常富裕——比如日本、新加坡或荷兰。他说：“他们没有流行病，因为他们用非常强有力的政府项目进行补偿。”他补充说，他们能够负担得起这些项目，因为他们很富有。

随着新冠肺炎大流行继续蔓延，在各国之间进行评估并确定赢家和输家还为时过早。然而，韩国、台湾和新加坡是少数几个在应对此类紧急情况方面有国家能力和强有力的政府计划的国家之一。

他指出，这些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拥有强大的政府项目，特别是因为它们是富裕国家，也因为它们在经历了像非典这样的突发卫生事件后变得更加明智。他补充说，他们的国家能力和公共卫生项目的力量比政府的形式更重要。

在吉兰的研究中，韩国、台湾和冰岛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也很低。这支持了他的发现，即经济不平等越大，疫情爆发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后果也比那些在该指标上得分较高的国家更严重。

另一方面，国家能力不足或分散是南欧国家如西班牙和意大利在这场流行病中遭受重创的原因。他们是民主国家似乎并不重要——他们的政府在应对疫情时“完全没有组织”，吉兰说。“问题是他们没有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拥有的资源。”他指出，首先，南欧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也高于北欧和中欧。

吉兰说：“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总的来说是有帮助的，因为作为一个政府更容易在民众中建立信任，以应对流行病。”“但如果你没有强大的政府资源或能力，那么你将处于劣势。”

过去的指针

根据吉兰和其他专家先前的研究，该文件追溯了政府在早期危机中的应对质量，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2010年阿拉伯之春和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

这些危机的结果喜忧参半。例如，在东亚危机中，韩国与其商业和金融部门有着先存的联系，这使其能够比泰国更有效地应对。吉兰的研究显示，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半独裁政权或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独裁政权采取行动更为迅速，但一致性较差，并且由于偏袒和腐败导致结果不确定。

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影响高收入民主国家。根据吉伦的研究和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戴蒙德的另一项研究，尽管“大西洋两岸的几个政府都在投票中被击败，但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制度得以延续，经济增长相对较快地恢复。”

相比之下，“阿拉伯之春”导致了“几届政府的垮台、政权的推翻、经济的持续下滑，在某些情况下还引发了内战。”

谁更好：独裁还是民主？

尽管民主国家在以往的危机中表现相对好于独裁国家，但它们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可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吉兰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为了遏制疫情，民众必须做出牺牲。”独裁政权可以“更迅速、更坚决地”做出反应，实施隔离和其他侵犯个人自由的措施。

另一方面，民主国家更大的透明度可以让他们迅速应对公共卫生紧急情况，并确保公众的信任和合作。该论文指出，《经济学人》对1960年以来流行病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的死亡率低于独裁国家。综上所述，吉兰的研究表明，民主国家在结构上比独裁国家更能有效应对流行病。

前几集的结果是：有了民主，经济有机会在危机后复苏。没有民主，经济可能会继续下滑，偏袒和腐败可能会占上风，政府可能会垮台。

吉兰同意，民主国家的政府面临着一些限制，比如需要建立共识，或者不得不在多党政治中进行权衡，导致政策反应不尽如人意。他说：“这是民主的潜在功能障碍之一。”

吉兰继续说：“但另一方面，在一个民主国家，政府可以被投票淘汰。”“政府希望至少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它希望为大多数人提供一定水平的福利。”

然而，他补充道，大多数独裁政权倾向于通过向少数支持它的重要团体分配补贴和租金来确保他们将继续治理国家。

吉兰的研究也产生了一些惊喜。他确实预计收入不平等的国家在社会距离上的依从性会降低，因为他们会有更多的人“从一份薪水到另一份薪水，需要去工作。”但令他惊讶的是，民主并没有对社会距离产生影响。他曾认为，这些措施在民主国家更容易实施，在民主国家，人们对政府比对独裁政权更有信心。他说：“但我没有发现任何影响。”“在遵守社会距离和就地庇护(准则)方面，我没有发现民主和独裁有什么不同。”

国际合作

毫无疑问，突然面临大流行的国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填补政府能力或经济弹性的缺口，或者填补其人口中的经济不平等。在这方面，国际合作有助于克服缺点。

吉兰说：“每一次传染病爆发都是整个世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特别是当它成为一种流行病时。”“因此，非常不幸的是，现在很少有国家在相互交谈。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来自世界动荡时期，不知道美国的角色是什么，例如，在世界上有贸易战和其他类型的摩擦。不幸的是，当全球在气候变化等关键问题上的合作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时，这种流行病就发生了。”

他指出，这是不幸的，因为在大流行中，政府交流关于疾病传播的信息，以及关于在遏制病毒传播中什么起作用和不起作用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努力打造国际合作，试图为新冠肺炎开发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疫苗。“不幸的是，我们拥有的一个能够在大流行期间帮助协调全球行动的组织遭到了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