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监管机构，处于决策链最顶端的FDA一定会关注他们在公众群体中的信任度。FDA局长Robert Califf此前曾在公开场合坦言，FDA的信任度如今已经遭到了空前的挑战。

那么是哪些人对FDA报以最大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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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信任度调查

研究发现，对美国政府官员较低的信任度与H1N1 流感和 COVID-19疫苗接种率下降相关联。FDA算是美国政府内获得信任度较高的部门，但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批评。

特别是在 COVID-19 大流行初期，FDA的多项基于低质量数据（包括羟氯喹和康复者血浆）的紧急使用授权，以及FDA受到政客掣肘时表现得令人“怒其不争”。Robert Califf已经将重塑FDA的信任度作为战略目标。

关于对FDA的不信任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FDA是否具有能力和高效性？

·FDA行为是否符合美国公众的最大利益？

·FDA是否遵守规则和条例？

·FDA是否拥有专业知识？

针对以上问题，研究者进行了一项专门的相关调查，研究受访者对以上问题的观点，以及社会人口特征、政治倾向和媒体消费如何影响人们对于FDA的评估。受访者共有2021名，超过半数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55.1% 的人年收入低于 75000 美元。

在 4 分制中（1至4分，分数越高越信任），对 FDA 的信任度平均得分为 2.87（标准偏差为0.79）。男性比女性更信任 FDA（男性：2.97 [标准偏差 0.80]；女性：2.77 [标准偏差 0.77]，P值 < 0.001）。    

有意思的是，受教育程度最高（本科及以上）和受教育程度最低（高中以下）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对 FDA 的信任度更高。（研究生以上：3.05 (标准偏差 0.79)；学士学位：2.90 (标准偏差 0.76）；副学士学位：2.76（标准偏差 0.82），无学位的大学：2.79（标准偏差 0.79）；高中学位：2.75（标准偏差 0.80），低于高中：2.96（标准偏差 0.67）（P值< 0.001）。

来自城市的受访者对 FDA 的信任度 (3.08 [标准偏差 0.71]) 高于郊区(2.78 [标准偏差 0.80]) 或农村 (2.70 [标准偏差 0. 82]) (P值< 0.001)。

收入较高的受访者对于FDA信任度更高。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3.01（标准偏差0.78）；年收入10-20万美元：3.04（标准偏差0.77）；年收入7.5万-10万美元：2.87（标准偏差0.78）；年收入5万-7.5万美元：2.76   (标准偏差0.77)；年收入3.5万-5万美元：2.77 (标准偏差0.82)；年收入2万-3.5万美元：2.76 (标准偏差0.85)；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2.81 (标准偏差0 .74) (P值 < 0.001)。

自我报告健康状况更好、对医疗保健更满意的人也更信任 FDA，而更关注新闻（无论是政治新闻还是健康和科学新闻）的受访者比那些较少关注新闻的受访者更信任 FDA。有 18 岁以下孩子的受访者对 FDA 的信任度 (3.03 [标准偏差0.74]) 高于没有儿童的受访者 (2.79 [标准偏差0.80]) (P值= <0.001)。对 FDA 的信任度与种族之间没有形成关联。

对其他团体、机构和群体（包括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制药公司、患者权益团体和医生）有较高信任度的受访者对 FDA 也会产生较高的信任度。然而对于FDA的信任和对美国国会以及总统办公室的信任之间没有关联。

综上而看，对于FDA较为不信任的全体大致特征是：

·女性

·保守政治倾向

·对所接受的医疗保健满意度较低

·没有 18 岁以下子女的人    

当然这只是统计学范畴内的结论。

从前文提及的人们对FDA不信任度所表现最集中的四个问题来看，FDA 在健康、科学和医学专业知识方面得到的信任度分数较高。这可能基于目前 FDA 的大部分沟通都是通过新产品批准发布的材料进行的这一事实。这些材料还附有全面的医疗信息。

FDA还经常审查并发布详细产品描述的新闻稿，以支持 FDA 决策的科学证据。这种对数据的关注本质上传达了主题专业知识。当然这其中也可能存在“需求偏差”（demand bias）的影响（即调查者的潜在调查动机可能会影响到受试者对于问卷问题的回答）。

相比之下，FDA 在其它几个问题上的得分相对较低。例如 FDA 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和有效（官僚效率）、关注美国人民的利益（政治忠诚）以及遵守既定的由国会提出的规则和法规（遵守法律）。这些主题包括FDA快速有效地审查药物的能力、在做出决策和制定指导时对公众观点（尤其是患者观点）的关注，以及确保FDA遵守规则的程序保障措施。

受访者对制药公司的信任度较低，制药行业参与 FDA 的决策，以及 FDA 和行业之间的不透明关系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公众对FDA的信任。

FDA在学者眼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不断变化的药物审批标准、对替代措施的依赖性增加、未能及时从市场上撤回某些无效的加速批准药物、外部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的降低、批准低水平药物等方面。

更棘手的是，制药公司在FDA某些有争议的批准决定中似乎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极大地影响到了外界对于FDA的信任。除了 FDA 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的错误决策之外，其他造成巨大争议的决定包括FDA对于已撤市的阿尔茨海默病疗法Aduhelm的批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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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大楼，FDA的最大不信任者？

相对于公众，FDA的最大不信任却来自美国军界。

美国军方对于FDA的不信任背后的根源非常简单，即FDA在批准仿制药上市的监管过程中没有能够甄别劣质仿制药和仿制药商，令很多质量有缺陷的仿制药上市。

仿制药对于美国医药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其2023年的美国市场规模在1338亿美元左右，并且预计将在2024年至2033年按照3.6%的复合年增长率快速增长，并在2033年达到1960亿美元的规模。

美国仿制药中，大约有超过40%来自于印度的制药公司，然而却在不断地制造出存在问题的仿制药。美国军方对于劣质仿制药的震怒已经公开化，并且已经将矛头指向了FDA在这方面的不作为。    

美国军方对于FDA 的怨气，主要在于FDA在审批仿制药的监管过程中间，只注重监管流程和法规相关的事项，而对质量问题并没有像欧洲同行那样进行专门的评估，而是完全依靠仿制药商单方面提供的数据。

例如tacrolimus（他克莫司）仿制药，原本是一种免疫抑制药物，用于降低异体器官移植后存在的排异反应风险。但结果发现，一些tacrolimus劣质仿制药甚至可能导致肾衰竭和癫痫发作。

受托于美国军方检验tacrolimus的独立实验室发现，由印度 Intas Pharmaceuticals Ltd生产的版本与其品牌药物并不等同。而tacrolimus的质量问题只是潜藏于水面下危机所暴露出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