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珍妮特·伍德科克(Janet Woodcock)宣布将于明年初退休后,11月底,FDA任命它的首席科学家纳曼杰·邦普斯(Namandjé Bumpus)来接任二把手的职位。
一年多前,FDA局长罗伯特·卡利夫(Robert Califf)将邦普斯带进FDA,让其负责领导FDA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以支撑起FDA监管使命的研究基础、科学和创新。如今,出任FDA首席副局长,无疑会使邦普斯在更大范围内扩散她的影响。
邦普斯将于明年出任FDA副局长
发给内部员工的邮件中,卡利夫写道,要接替一位“传奇领袖”的角色无疑是困难的——伍德科克在FDA工作近40年,历任代理局长、副局长和CDER主任等职务——但他相信,邦普斯准备好了。
作为一名强大的科学家和领导者,邦普斯被寄予厚望。事实上,邦普斯的经历也同样充满传奇。从早期的学术生涯开始,她在充满性别和种族歧视的环境下取得突破。随着行业地位提升,她持续为消除这些不公平的环境而努力。
2020年,邦普斯被任命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药理学和分子科学系主任,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位基础科学系主任非裔美国人,也是该机构第一位担任系主任的黑人女性。
加入FDA后,首席科学家的身份让邦普斯成为不少焦点事件的关键人物,除了药物的审批,她还领导了该机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化妆品监管框架的首次全面改革,推动非动物实验的替代方法探索,参与对未能验证疗效的产品的撤回。
更重要的,或许是接下来的行动。根据目前信息,邦普斯正试图厘清FDA与外部专家之间的互动,以更好地服务于创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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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7岁时,出于好奇,邦普斯潦草地写了一封信寄给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直奔主题地问:化学家是做什么的?
工作人员回寄的各种职业选择小册子,令邦普斯十分兴奋,她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刻,“我知道我想做一些与化学有关的事情”。
这个梦想一直支持着邦普斯,令她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毕业生。邦普斯永不屈服的拼搏精神来自她的父母——母亲帕特里夏·威尔逊(Patricia Wilson)是一名特殊教育助理,父亲贾塔·邦普斯(G. Djata Bumpus)则是重量级拳击手出身的教练。
“我的父亲喜欢书籍和阅读,而我成长在一个充满奖学金、讨论民权和社区活动的家庭。”邦普斯回忆说。
相反,幼年的成长过程中,邦普斯没有任何科学榜样,许多老师都劝她不要成为一名科学家。“曾经有一位数学老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黑人女孩不上大学’,”她补充道,“我从不怀疑我能做我想做的事,因为我的家人让我自然而然地做到这一点。我说,‘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他们会说,‘当然,你会成为一名科学家’。”
邦普斯在西方学院培养了她的好奇心,与生物学教授伊丽莎白·布拉克(Elizabeth Braker)一起研究由锯蝇引起的不寻常的树木生长。而罗伯塔·波洛克(Roberta Pollock)教授的免疫学课,邦普斯每周会到研究实验室待上20个小时,远远多过规定的5个小时。
波洛克的评价是印象深刻。“我一直对邦普斯的干劲和奉献精神感到惊讶。很明显,她热爱研究。”
后来,邦普斯获得蒙特雷松树协会(Monterey Pine Consortium)的资助,用于研究森林燃烧对植物多样性的影响。2002年,邦普斯又拿到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奖学金,这进一步增强她对自己成为一名科学家的信心。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经历是邦普斯的一个重要转折。2010年,她担任该校临床药理学部门的助理教授。2015年,她成为副教授,也是该校首位负责机构和学生公平的副院长。又过了五年,邦普斯被任命为该机构的药理学和分子科学系主任。
对邦普斯而言,药理学意义重大,这是化学、生物学和医学的交叉点。从那以后,她一直在利用自己的才能,研究基因差异如何影响HIV感染者代谢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方式。
2
对科学歧视说“不”
比邦普斯的成就来之不易。2020年,她在Nature发文,讲述了自己学术生涯中受到的歧视。
“当我被任命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药理学和分子科学系)主任时,Twitter和电子邮件收到了种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邦普斯写道。“在办公室邮箱中发现辱骂性信件”属于家常便饭,也总有许多白人认为,她的研究成果和荣誉地位来自“种族优待”。
部分声音试图把歧视归咎为邦普斯自身,觉得是她“做了什么”才招致反感。另一些则“善意”提醒她,在种族歧视等话题上纠缠,可能会影响职业生涯。
但邦普斯不愿屈服。“我很久以前就对自己承诺,在这些情况下,我会一直大声说出来。”她回应外界的非议与质疑,“这意味着你不能想象一个黑人是最佳候选人的场景。”
学术界对种族歧视的反应,往往是告诉黑人学生、研究员、工作人员和教职人员简单地“修复”他们的感受,而非要求机构进行变革。很多人拒绝承认种族主义,他们会强调:“我们都是好人。”邦普斯却直白地挑明,做“好人”意味着学会承认种族主义和排外文化,然后采取行动。
邦普斯升任药理学和分子科学系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临床药理学系主任克雷格·亨德里克斯(Craig Hendrix)如此描述:“她精力充沛,热忱于学生、多样性、公正和科学的发展。”
回看邦普斯的经历,她确实身体力行,接受邀请到高校演讲,将自己作为一个案例,鼓励那些同样受到歧视的学生。
此外,邦普斯还从专业出发,推动业界改变。她开展的一个项目侧重于了解单个人体细胞如何处理药物,这就需要开发新的方法来测量低剂量药物,而这些进步可以帮助更好地定制药物治疗。
“我对传染病特别感兴趣,因为黑人和其他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经常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邦普斯说,“我的目标是能够个性化地使用药物来治疗和预防疾病。”
促进多样性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足够包容,就有可能在开发治疗药物时忽略种族遗传差异。邦普斯表示,包容是一个“道德问题”,它需要摒弃对事物陈旧的看法。
尽管受到打压,邦普斯也有其他支持者。她在那篇Nature文章里回忆,她的实验室试图了解肠道酶的代谢,例如细胞色素P450,是如何影响药物效果的差异,特别是对HIV方面。“读研究生时,为了一个测量一种未知代谢物的实验,我挣扎了大约6个月。我的导师告诉我:‘如果说有谁能做到,那就是你。’这对我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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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开启药物大爆炸
冷冻电镜(Cryo-EM),或者叫低温电子显微技术,是邦普斯的研究工作另一个关键词。
传染病每年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这要求将更多的研究转化为治疗方法。邦普斯通过转化和临床研究探索分子研究,对更好地理解药物靶点饶有兴致。
“我们在做跨学科、跨疾病的工作,一直寻找可用于治疗的新分子,以及优化现有治疗方法的方法。”邦普斯在一次采访中回应,团队已围绕艾滋病等传染病等防治,以及脂肪肝、癌症等常见病的药物研发开展不少研究。但问题在于,科学家难以确切地知道一些候选化合物的具体作用机制。
邦普斯认为,如果对药物与之相互作用的蛋白质有了深入了解,科学家就能更好地优化药物。这个需求将她引向冷冻电镜。
作为一项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像技术,冷冻电镜使研究人员能够以亚纳米分辨率观察生物分子。“有了它,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药物是如何与蛋白质相互作用的,并了解其中的动力学。”邦普斯说,“当我们开始将冷冻电镜更多地应用于药物发现和开发时,它将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
即使对非结构科学家,冷冻电镜也值得关注。邦普斯提醒,除了药物靶点和毒性,这个工具还有望用于了解基因突变。
“我们常常不明白,为什么基因差异会对药物反应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她说。冷冻电镜可以让科学家有机会了解某种突变如何改变结构、改变蛋白质与药物相互作用的能力,以及与其他蛋白质相互作用的动力学。“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机理上理解,患者之间的用药反应存在差异。”
她相信,技术简化和成本降低将有助于发挥冷冻电镜的作用,从而帮助业界开发出更多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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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仕:进入FDA
2022年6月,邦普斯获得了一个新身份,她从学术界跨入政府任职,出任FDA首席科学家。这一角色令她很快置身多个事件当中。
例如,在邦普斯推动下,《化妆品监管现代化法案》去年获得国会通过。该法案是对1938年《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的全面革新,FDA进一步加强了在化妆品方面的监管。8月,FDA再次发布一份涉及化妆品设施、产品注册和上市的指南草案。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个人护理产品市场,消费者平均每天使用6到12种产品,可该行业却一直存在乱象。“我们终于获得了足够的权限,可以要求生产商提交化妆品产品清单,并对产品生产设施进行登记。毫无疑问,这次法案的革新将为我们带来更全面的转变。”邦普斯评价说。
邦普斯另一项受到卡利夫嘉许的改革,是应对伍德科克任上遗留的“婴儿配方奶粉危机”。
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共有4名婴儿因食用疑似受污染的奶粉患病,其中两名婴儿死亡。这引起人们对FDA监管的关注,很长一段时间,该机构都把资源优先用于医疗产品。
FDA对危机的处理受到严厉批评后,改革“人类食品计划”成了卡利夫的首要任务之一。而邦普斯在领导相关小组方面,被认为“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无疑与伍德科克形成明显对比,一部分人推测,伍德科克没有被提名为FDA局长,部分受到此次危机拖累。
不过,邦普斯更为制药界关注的,当属FDA关于动物实验的改革。
去年9月,美国参议院通过《FDA现代化法案2.0》,同年底白宫方面正式签署。该法案对动物试验的规范转变,即不再强制要求产品上市前需经动物实验验证,引发业内人士热议。
“我们支持有科学支持的替代方法,并提供必要的数据来证明产品是否安全有效。”邦普斯解释说。当有其他方法可用时,例如类器官等,FDA倾向于放弃对动物实验的要求。在获得500万美元的拨款后,FDA今年启动了一项计划,以研究非动物的替代方案。
从产业端而言,减少不必要的动物实验,也有助于降低新药开发的成本支出。数据显示,美国是全球实验猴使用数量最多的国家,2008年起,每年的使用量稳定在7万头左右。COVID-19期间的模型动物供应和价格问题备受关注。
身为FDA首席科学家,邦普斯还推动了一款饱受批评的早产预防药的退市。4月,她和卡利夫共同发布该决定,撤回对Makena的加速批准——2011年,Makena因被认为有助于降低早产风险而推向市场,然而10多年来,开发公司一直没发通过确证性研究证实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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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委员会将被“边缘化”?
尽管职位即将发生变化,但从近期看,邦普斯的一些工作仍是对此前的延续。
例如,卡利夫介绍,他的二把手首要任务之一,是为FDA监管事务办公室“创建新模式”,该办公室负责进行检查、监控药品进口以及发布召回、市场撤回和安全警报等。可以发现,其中部分事项在Makena等案例上已有体现。
卡利夫希望提高FDA在决策方面的科学性,以修复既往累积的负面形象。运行30多年后,该机构的加速批准制度正饱受被滥用的质疑。
过去邦普斯负责的FDA咨询委员会(Adcomm)制度改革,很大概率也会作为优先工作,得以进一步推进,并且影响深远。
根据《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的规定,FDA目前设立了49个技术及科学咨询委员会和小组,它们吸纳外部科学专家,对FDA的审评决策给出建议。不过,并无明确要求,FDA必须遵守咨询委员会的投票结果。
一项统计研究发现,2008年至2015年期间,FDA召开了376次咨询委员会会议,涉及298种产品或产品类别,FDA最终的评审结果约80%与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一致。这意味着,还有近20%的局面,FDA做出了相反决定。
2021年,阿尔茨海默病药物Aduhelm的加速批准,将上述冲突放大。FDA在咨询委员会专家几乎一致不建议批准的情况下,允许该药上市,引起一系列余波。
8月,FDA举办了一场网络研讨会。卡利夫希望修改咨询委员会制度,认为外部专家的投票作用不大。但是,邦普斯的态度略有不同。她声称,FDA重视外部专家的意见,可批准或拒绝产品上市最终应取决于其内部专家。
“我们的决策实际上由FDA员工做出,他们是这些领域的资深专家,对需求与科学上的差距、最新研究都有很多了解。”邦普斯解释。同时,她也相信,与外界的互动可以支持FDA更好决策。
邦普斯要做的,是优化咨询委员会流程。现在的机制偏于繁琐,而外部专家“都是大忙人,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可她觉得,简化不等于要将咨询委员会会议,变成一场只剩下“Yes or No”的对话。“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咨询委员会?”
FDA计划在未来推出一些举措,确保该机构能从外部专家,尤其是交叉科学问题方面的专家那里,获得足够的信息,帮助决策。
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模式有望被继续保留。COVID-19期间,与FDA组织的其他会议类似,咨询委员会会议也改为线上进行。邦普斯表示,网络途径可以方便那些地理位置较远、时间冲突或有限的专家参与其中。
“面对面的互动显然很有价值。”邦普斯说。但根据实际情况变动是必要的,即使在大流行结束后,“灵活性有助于解决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问题”。
参考文献:
1.FDA elevates chief scientist Bumpus to the number two role;pharmaphorum
2.FDA names chief scientist Bumpus as Woodcock’s successor;BioPharma Dive
3.Bumpus propelled to FDA’s second-in-command;Regulatory Affairs Professionals Society
4.FDA二把手将退休:一个时代落幕;同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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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前瞻报告|全面更新的 FDA 化妆品监管法案,将为美妆产业带来什么?;WWD 国际时尚特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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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动物试验将被制药行业抛弃?多方专家回应:言过其实;同写意
12.天价实验猴,危矣?;瞪羚社
13.对撤回“加速批准”的上诉:“死磕派”在跟FDA争什么?;同写意
14.FDA withdraws preterm birth drug’s approval, denying maker’s request for delay;BioPharma Dive
15.FDA咨询委员会是“何方神圣”?在新药评审中影响几何?;药渡
16.FDA working to streamline adcomm system, hybrid model here to stay;Regulatory Affairs Professional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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