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恒瑞和深圳源正细胞合资创办的免疫细胞治疗企业恒瑞源正，其实体瘤TCR-T疗法获批临床，同时完成了C轮超2亿元的融资。
细胞治疗实火，不仅恒瑞早有布局，诸多药企也蜂拥而至。但看到机遇的同时，更要重视细胞治疗产品的特殊性，明确监管要求，这是推动细胞治疗产业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5月9日，来自国家卫健委科技教育司的一则公告重演了2019年对体细胞临床研究的讨论盛况。对比2019年征求意见稿，此次发布的《关于体细胞临床研究工作指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完善和明晰了更多的执行细节，强调本指引适用于由医疗机构研究者发起的（IIT）、非药品注册为目的的体细胞临床研究，以及体细胞临床研究的出发点不以上市为目的，体细胞临床研究管理不能代替药物临床试验管理等内容。

“文件内容进一步体现了体细胞IIT与干细胞IIT监管模式逐渐趋同的趋势。”北京德恒合伙人左玉杰律师向E药经理人表示。

IIT是细胞领域一大业态下的监管重点，但实际上，鉴于细胞产品特殊性，细胞行业的监管仍任重而道远，还有诸多内容亟需厘清。

那么，从整体来看，中国细胞行业监管的趋势会有哪些？结合全球其他市场监管模式，我国监管是采用“单轨制”还是“双轨制”？当前在细胞行业进行的司法监管实践的整体特征有哪些？北京德恒合伙人左玉杰律师及团队、科睿唯安大中华区管理咨询业务负责人江雪博士用其区别于产业面的视角，从全景梳理经市场化机制催生的几大细胞领域实际业态切入，对其进行了一定分析和研判。

01
细胞行业6大业态

当前，我国细胞行业的真实业态复杂多样，细胞领域临床研究、研发、生产产能及市场需求均有较大释放空间。

具体来看，主要的实际业态包括细胞商业存储、细胞生产与制备、细胞医美大健康、按药物申报、双备案的干细胞临床试验和临床转化治疗。

业界关注较多的有两大业态。一是双备案即非注册临床研究（IIT）的研究机构、研究项目双备案。经检索，目前全国已有137家研究机构（含军队医院22家）在卫健委、药监局或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完成临床研究机构备案，共有112个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备案。

另外，按药物申报业态与行业备受关注的细胞疗法研发和上市进展息息相关。2021年，复星凯特的阿基仑赛注射液和药明巨诺瑞基奥仑赛注射液正式获得批准，由此，细胞治疗产品按照药品监管的路径全面打通。而在今年4月，西比曼生物宣布启动其“异体人源脂肪间充质祖细胞注射液”的III期临床试验，标志着国内干细胞药物研发正式进入III期临床时代。CDE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2月28日，国内共有42家企业的62款干细胞药物临床试验申请（IND）获得受理，30家企业的47款产品获得了临床默示许可。

除此之外，商业存储是由相关企业面向社会公众从事有偿细胞存储和制备，以新生儿自体围产组织干细胞和成人自体细胞为主，呈现头部企业虹吸效应；细胞制备业务主要指细胞企业为临床研究医院、科研及企事业单位提供细胞制品；细胞大健康业务常见的有干细胞、免疫细胞回输及相关医美制品或服务，而目前国内尚无获批的干细胞化妆品，当前合规化生产、销售的化妆品也并非是以 “人源细胞”作为原料的化妆品；临床转化治疗方面，尽管监管政策前后有所变化，在医疗实践中，医院或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尝试或实施细胞临床转化治疗的行为从未终止。

基于以上6大主要业态，鉴于细胞治疗药品研发周期长、资本密集的特点，国内多数细胞企业同时布局多种业态，以构建细胞产业全闭环，如中源协和与冠昊生物。

02
细胞领域典型司法、监管案例及执行口径

不同细胞业态下，各层级、各部门监管都还面临着较大挑战。

实际上，目前我国细胞领域的司法裁判以零星案例为主，尚未形成体系化的裁判标准，针对同类型案例，不同法院裁判口径不一；行政监管实践以相关主体投诉、举报等发起的被动型监管为主，主动研判型、体系化监管相对偏少。但值得一提的是，为应对行业发展带来的监管挑战，部分地方已开始加强主动型监管的研究。

那么，目前各业态典型司法、监管案例及执行口径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何特点？

不妨看看备受关注的细胞治疗临床转化收费的最新监管及口径。一直以来，国内因临床转化治疗涉刑案件较少，其中，针对细胞临床转化治疗，近两年有两大典型行政处罚案件。

时间倒退回2019年和2020年，针对NK和CAR-T两起治疗案件的处罚具备参考意义。2019年，北京某起NK治疗是在“临床试验”项目下进行，临床研究项目获院方伦理通过，并签署了“CART 细胞治疗知情及志愿同意书”。收费主体和回输地点均为医院，患者治疗无果死亡。最终，北京丰台卫健委以“任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为由，对涉案医院作出罚款3000元的处罚。

而2020年上海CAR-T治疗案中，患者也是治疗无果死亡。该治疗由医生推荐，由细胞公司制备、回输并直接收费，针对细胞治疗，并未做知情同意和伦理审查，回输地点为细胞公司关联医美诊所。最终，因医疗机构医疗质量管理和医疗技术管理制度、安全措施不健全，涉案医院给予警告，罚款人民币4万元处罚。另外，因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涉案细胞企业被给予“没收违 法所得15万元，罚款人民币150万元”的处罚。两大案件相关方均未涉及刑事处罚。

除此之外，在与细胞领域相关的其他司法实践中，目前与细胞行业关联的刑事罪名主要包括销售假药罪、诈骗罪以及走私、妨碍检验检疫等进出口类犯罪，其中以诈骗罪案例居首，这也与我国当前细胞治疗知识普及度和监管留白有关。

总的来说，尽管仅有少量司法裁判和监管处罚案例，但亦能看出，相关法院和监管部门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为细胞行业发展预留政策空间的谨慎克制，在司法裁判上也似有轻刑化的趋势。

另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细胞行业监管是基于美国“单轨制”，还是再生细胞治疗产品与药物、医疗器械平行立法的日本“双轨制”的话题，被广泛讨论。

我国曾实行一段时间的“双轨制”，2016 年“魏则西事件”之后，原国家卫计委终止细胞治疗收费，药监部门则逐渐强化、明晰和完善按药品监管的路径和体系。

据E药经理人了解，“双轨制”下，既以药品进行监管，又以医疗技术进行监管。但有业内人士认为，应改“双轨制”为“单轨制”，将细胞疗法作为药品进行监管，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尚未到改“双轨制”为“单轨制”的时机，还需更多时间让细胞疗法技术更加成熟后再进行调整。

但不管是哪一种模式，左玉杰律师认为，两者均具有共性的底层逻辑和要素支撑，主要体现为依托完善的风险分级制度和依托完备的细胞制备体系和市场。而根据当前法律法规、规范体系，左玉杰律师梳理了我国细胞基因治疗领域的一些“正清单”、监管口径：

1. 在干细胞临床试验方面，其监管口径是IIT、IST（药企发起的药物临床试验）双通道，IIT 采用项目与机构双备案，每年监管机构组织或委托第三方开展机构和项目现场核查、抽查；

2. 基于现行《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造血干细胞移植列入限制类医疗技术；

3. 细胞治疗药品按照《药品管理法》注册申报；

4.体细胞IIT方面，仅在试点地区参照干细胞执行IIT、IST 双通道。

除此之外，在“正清单”之外的领域，监管虽暂时留白，但趋势逻辑却在相关表征中有所体现。

03
我国细胞行业监管的底层逻辑和趋势研判

2022年5月,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发展基因诊疗、干细胞治疗、免疫细胞治疗等新技术，加快相关技术产品转化和临床应用，推动形成再生医学和精准医学治疗新模式，并推动政策先行先试。

在政策鼓励之下，细胞领域持续快速发展。而在立法方面，当前，我国针对细胞治疗等生物科技行业的政策和立法基本逻辑整体为“鼓励发展、守住红线”。尤其在守住红线方面，涵盖了如外商投资禁止，生物安全风险与进出口管理，人遗材料出境与数据对比提供，技术进出口限制等内容。

沿着现有立法逻辑展望未来，左玉杰律师重点就商业存储，细胞医美与大健康，还有细胞治疗的中国版“双轨制”模式进行了分析。

如在商业存储业态下，左玉杰律师认为一段时间内将商业存储自体库纳入保藏审批监管的可能性不大。对于“存储”行为，仍将根据“存储目的”进行区分监管，即仅对基于科学研究目的的样本库要求保藏资质。特别指出，无论是否取得保藏许可，从事干细胞存储的企业和机构均应无差别遵守《生物安全法》、人遗条例、《刑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人遗资源出境、国际合作、人遗信息对外提供等监管的规定。

另外，团队对日本式双轨制和美式单轨制进行了优劣势分析对比：

执行“双轨制”的优势是按企业主体和医疗机构区分，监管条线清晰，但对细胞制备市场要求较高，同时若药品申报与医疗技术临床转化的成本和周期差距较大，将出现市场时间差。

而在“单轨制”下，细胞企业较医疗机构更具备工艺管控能力，符合产业实际，但却封闭了双备案下医院已开展的各类IIT的临床转化通路。

与之对应，我国细胞行业研发、生产产能和市场需求容量亟需释放。

综上，左玉杰律师认为，我国对细胞治疗的监管大概率将出现如下变化或趋势：

1.对体细胞、干细胞临床研究的监管日渐趋同，即均施行“双备案”；

2.率先在“双备案”项目中开展风险分级管理，并尝试放开低风险项目临床转化应用与收费；

3.分类型、分病种完善细胞制备体系，统一或趋同不同监管通道的同类型细胞制备标准，扩容细胞制备市场和第三方检验检测市场；

4.加强IIT与IST并轨管理，完善和优化IIT数据用于新药注册申请的路径和机制，进一步打通“双备案”项目成果转化通路；

5.利用区域创新试点机制，择较成功区域扩大试点。

注：观点内容源自德恒律所合伙人左玉杰律师《我国细胞行业当前业态、司法监管实践及未来监管模式分析》报告，欲阅读更多信息，扫码获取报告链接下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