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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不是药神》剧照

13年前的一天，一个电话打到了一位“神医”那里。

这是一位年纪不大的女士，不幸罹患肺癌。电话里寥寥数语后，神医和他的学生们说：这女子肯定比较爱忧虑；肠胃也不好，有便秘；平时爱吃油炸、腌制等致癌食物。学生们当然不信。

半个小时后，这位女士来了，神医一问之下，果然判断的不差分毫。在学生们惊奇的目光中，“神医”大笔一挥，写下了他开出的肺癌方子：一天3斤绿豆，甘草50克，熬水服用！

这位“神医”的名字大家肯定都知道了。2009年出版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本书中，“神医”张悟本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他是如何用绿豆、萝卜和茄子来治好肺癌的。

现在看来似乎是无稽之谈，但在十几年前，张悟本却有着大量的信众。

张悟本之所以能有人信，除了善于包装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正规癌症治疗的高昂费用。

2005年起，肺癌领域开始有靶向药在中国上市。肺癌是中国第一高发的癌种，在此之前治疗肺癌只能选择化疗和放疗，而靶向药物无疑给了患者疗效更好的用药选择。

但为什么在靶向药上市已经几年后，张悟本依然能用“绿豆治肺癌”骗到患者？

当时的靶向药进入中国，一个月大约要花费数万元，而且当时多数药物是全自费，无报销。而2005年，陕西省曾对4281例癌症患者做过统计，年人均医疗费用为9904.31元。

靶向药的治疗费，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绝对是沉重的负担。因此就算绿豆因为张悟本的推广，从4.8元一斤涨到20元，但要是真的能“吃好”肺癌，那也比靶向药便宜多了。信“神医”的人很多就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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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药，在国人的观念里这一直是高价进口药的专利。

有专利的进口抗癌药物价格之所以高，除了有成本考虑，更重要是技术领先。制药企业的定价逻辑中，除了参考研发成本、市场空间、不同国家的可比价格之外，还会密切关注同类药物的研发动向。一旦市场上出现疗效相当或者更好的品种，或者专利到期仿制药面世，药企往往会很快开展价格竞争。

根据2019年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癌症新确诊病例为429万人，也就是说，每天有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

如此巨大的抗癌药物需求，意味着巨大的市场空间，期待企业主动降价显然不太现实，只有竞争才有可能打破价格垄断。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抗癌原研药物的开发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看病贵”“治病贵”的问题也因此长期得不到解决。

上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发明了用于治疗癌症的化疗药物，核心作用就是破坏细胞生长。科学家观察到癌细胞比正常细胞分裂得更快，于是想到了杀死细胞的化疗方法，沿用至今。

50年代开始，我国就投入精力进行抗肿瘤药物的研制，当时研制的化疗药物N-甲酰溶肉瘤素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国内化疗药物的主力。

但随着不久后特殊历史时期的开始，中国科研一度陷入停滞。不少民间方子走到台前，摇身一变成为“癌症神药”。

当时很出名的“神农丸”源自1957年旅大市立二院的医师徐志，他运用该院营养室主任唐辉辰给的祖传秘方“胜金丸”，治疗会厌鳞状上皮癌，取得了初步疗效。胜金丸改名为神农丸，并成了神药，“旅大神农丸治癌小组”因此获得了1958年9月医药卫生技术革命交流大会的优胜奖。

神农丸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主要在于它的核心成分是有剧毒的制马钱子，随着各种权威的推荐，神农丸走遍全国，部分医院把丸剂中的糯米粉换成了略有抗癌作用的薏苡仁，所谓的“抗癌效果”便又增加了一分。

还有一款知名的“神药”：官贯郎散，据称治疗食道癌的效果显著，有患者用药第二天症状就减轻。这款中药口味有点特别，用的是屎壳郎、烧酒、粉锡等。

如今，这些“抗癌神药”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在民间还不时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国内抗肿瘤药物的研发生产逐步与世界接轨。由于尚无专利的制约，八十年代引进国外的成熟化疗药物是主流的做法。今天我们熟知的国内抗肿瘤药物巨头，大多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以至于我国加入WTO之后，很多企业遭遇了专利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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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到来后，各类化疗药物开始遭遇靶向药物的冲击。

化疗药物在杀灭肿瘤细胞同时也会殃及正常细胞，有较大的毒副作用。而靶向药物是针对肿瘤的某个突变基因而开发的，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复制，起到控制、杀灭肿瘤细胞的作用。

90年代后期开始上市的各类靶向药物，几乎都在分子生物学水平上进行研发。长期以来，国外的制药巨头几乎垄断了靶向药物的市场，而缺乏基础科学支持和创新积累的中国制药行业在这一领域明显落后。

而这一阶段也正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国民经济水平大幅攀升、开放程度逐步加强的时期，癌症作为中国人死亡的首要因素之一，开始受到极大的关注。抗癌特效药贵，成为包括高层领导在内所有人的心结。

本土的原创力量也在这时开始孕育。2011年6月，贝达药业的凯美纳获批上市。这个从2003年起步的本土原研小分子靶向抗肺癌药物成功上市，代表着中国本土靶向时代的到来。但此时距离其对标的易瑞沙在华获批已经过去了6年。

而在短短几年后，中国药企的速度显然又上了一个台阶。

2012年，百时美施贵宝的PD-1欧狄沃还只是“BMS-936558”这个代号的时候，PD-1作为抗肿瘤的一种新型免疫疗法，在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亮相，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几乎同时，国内相关药物的研究也开始启动。

2018年年中，两款外资PD-1在中国上市；而就在当年底，国内新兴生物制药企业的PD-1也随后获批。由于国产药物带来的竞争压力，外资的PD-1在国内价格被倒逼，以低于美国近一半的费用在中国上市，大大颠覆了外资药物的定价方式。

随着本土创新力量的积累，中国原创抗癌药从曾经的望尘莫及到紧紧追赶，开始打破外资药物在国内市场的垄断。

而对本土制药行业提出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新药，从中国“走出去”。

2019年11月，美国FDA批准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BTK抑制剂泽布替尼以“突破性疗法”的身份，通过优先审评获准上市，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套细胞淋巴瘤患者。

这是中国第一个在美上市的原研药物。中国企业实现了零的突破。

2020年6月3日，中国国家药监局正式批准泽布替尼上市，用于治疗两项淋巴瘤适应症。至此，泽布替尼成为首个通过中美双报，在两国都成功上市的中国原研抗癌新药，同时，它也是在国内上市的第一款本土研发的BTK抑制剂。

BTK是B细胞受体（BCR）信号通路的一个关键调节因子，在不同类型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广泛表达。BTK在针对淋巴瘤等血液肿瘤，以及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研究中，都是热门的研究靶点，近期甚至还在新冠病毒肺炎重症患者中展开了研究。

目前，全球共有4款BTK抑制剂获批上市，包括强生、阿斯利康等跨国药企头部玩家，百济神州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企业。泽布替尼在中国获批之前，国内仅有一款进口的第一代BTK抑制剂。这款药在2017年登陆中国市场时，定价一个月费用为48600元。经过2018年国家医保谈判，最后以每月17010左右的价格纳入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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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神州能够接连实现“零的突破”，既是中国研发实力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也是近年来政策、资本、市场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2015年，被很多人看作是中国创新药物崛起之路的元年。原因很简单：当年8月，国家开启新一轮药品注册制度改革，旨在加快审评审批，提高审评审批标准，改善临床试验审批，并先后出台了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等政策。

这些手段一方面鼓励创新，对企业研发的创新药物从申报到审批一路加快速度；另一方面开展临床试验数据核查，严惩数据造假行为，督促企业自查和撤回不合格的研究。带来的直接成效是，到2018年，经过三年改革后，2015年最高峰时积压下2.2万件药品临床和上市注册申请，缩减到4000件以内。2017年，国家药监部门又加入了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开始接收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大大缩短新药在国外和国内上市的时间差。

政策变化带来了中国医药研发格局的重构。

新药上市路径变得更简化，国内创新企业受到政策鼓励，纷纷开始投入研发。敏感的资本很快就嗅到了机会，热钱翻涌，开始投入创新生物科技公司。大量的资本流入催生了创新药和制药企业的迅速成长。现在在港上市、代码中带有“B”后缀的制药企业，多是2014年前后设立，陆续拿到多轮融资，最终上市的；上交所的科创板里，现在和将要上市的创新药企业大部分也是这次“创新风暴”的产物。抗癌药物，则是这些创新药企业研发的核心重点。

但是，资本和科学的高度融合，不仅会催生伟大的企业，也容易制造一批催熟的企业。一些“创新药企”凭借买来的一两个核心产品，就能在短期内融到大量资金；成熟产品上市后，管线梯队实力又不足，创新药企沦为药品销售企业。

有实力的企业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以百济神州为例，自2010年创立来，吸纳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在新药研发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作为一众创新药企的代表，百济神州已经在国内成功上市两个自主研发原研药物，其中一个在海外上市，而除了已上市的两款成熟产品以外，百济的管线上还握有数十个临床阶段的创新产品，也是业内不多见的。

未来ASCO年会的舞台上，中国企业亮相的机会还将越来越多，类似于电影节上的“毯星”那样的企业也可能会出现。

但国际上最权威的平台，永远只会给最出色的研究留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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