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收售药品“繁荣”，究其症结，是以药养医体制下的过度诊疗和无度的大处方。
　　据新华社报道，“高价收药”“最高价收药”“特高价收药”……以往“盘踞”在现实生活中的收药广告，近年不但没有禁绝，反而转战互联网继续“叫嚣”。
　　民间存了不少的过剩药品，固然与“中国过半家庭储备药品”的习惯有关，但却不是非法收售药品的主因。过剩药品非法流入市场的关键是，一方面，部分人利用医保卡、公费医疗卡多开药倒卖、套现；另一方面是医生通过各种渠道从医院开药倒卖。
　　很多问题，按照逻辑链都能推导到监管漏洞上。但有时候，监管只是外围治理。
　　数据显示，我国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共计8万人左右，却监管着全国近5000家药品生产企业、40万家药品流通企业以及230万家餐饮企业等。有限的监管队伍与庞大的企业规模对比，即便是抽检，恐怕也做不到监管全覆盖。事实上，就非法收售药品来讲，再严密的监管，在目前情势下也难覆盖每一张医生处方或医疗卡。
　　非法收售药品“繁荣”，归根结底是有过剩的药品流向市场。究其症结，是以药养医体制下的过度诊疗和无度的大处方。当多开药品较为畅通，甚至习以为常，必然要催生剩余药品的非法倒卖。
　　美国没有具体关于家庭废弃药品处理的法律规定，也就谈不上在药品回收方面的监管。但是，美国医院在保险公司的约束下，一般不开大处方，因此也就很少有过剩药品。以此来看，以药养医的体制才是药品回收乱象的根本症结。
　　需要测算的，过度诊疗、大处方和高药价所吞噬掉的财政对医保基金的补贴，够不够支持医药分家后的医院运行，如果大体相抵，改革就需要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