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岁那年，全家从新加坡迁往英国。我们当时坐船在海上航行了6个星期。和现在一样，当时的亚洲也流行着多种禽流感。假如我上船前感染了其中一种，那么我要么在途中痊愈、要么死在船上，但只会传染给船上其他的乘客。如今，我常常往来于越南工作地点和英国，旅途只用花不到一天的时间。如果我携带了一种新的传染性病毒，那么我可能有必要受到全世界的关切。
旅行全球化带来了疾病的全球化。H7N9型禽流感（上周被报在中国出现人传人）等新型病毒的出现，已不再是病毒爆发地一个地区的事情。今天在上海或胡志明市流行的传染病，明天就有可能传到伦敦或纽约。
逾17年来，我一直在越南从事新型传染病研究工作。这些传染病包括2004年越南爆发的H5N1型禽流感，以及2003年传染全世界的非典(Sars)。我的经验令我确信：H7N9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这是一种从禽类传染给人类的病毒，人类以前从未感染过它。我们对这种病毒没有免疫力，并且有迹象显示，H7N9型禽流感比其他的禽流感跨越物种障碍（这种障碍能保护人类不受其他物种的感染）的能力更强。如果这种跨物种传播经常发生，那么它获得人传人能力的几率就会增大，从而可能变异为一种具备引发全球性大流行潜力的病原体，比如曾导致2000万至4000万人死亡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
因此，近期从中国传来的消息十分重大。但尽管消息显示，H7N9有出现人传人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病毒真的能够引发全球性大流行。这起人传人病例中的情况比较特殊：一名女儿在照顾患病父亲的过程中被感染。这跟在公交车上被打喷嚏者传染是两码事。
我们目前对流感病毒进化情况的了解，还不足以让我们判明哪种病毒构成真正可怕的威胁。我们所能做的只有观察。可喜的是，我们的观察水平已有很大提高，特别是在非典之后的十年里。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是不大可能仅凭寥寥几个病例发现H7N9或新型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的。得到预警意味着有望早作准备，但预知本身也会带来挑战。总有一些威胁不会转化为现实。
从H1N1猪流感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为何可能造成问题。2009年，该病毒爆发的最初几周，随着墨西哥传出多起死亡病例，我们以为这种病毒不仅具有高传染性，而且致死率极高。高传染性加上高致死率，让每个人惊惶失措。在更加了解这种病毒以后，我们判明，H1N1的毒性并没有我们原先担心（这种担心也是合理的）的那样高，尽管这种病毒最终感染了世界人口的20%，并且估计仍导致了逾28.4万人死亡。一些评论人士指责科学家喊“狼来了”。他们现在对新出现的威胁冷嘲热讽，这助长了人们的盲目自得情绪。
我认为，在H1N1病毒爆发初期对其予以关切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我们未能恰当地认识该病毒发展情况的不确定性，更没有很好地向公众传达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必须改进：具备引发全球性大流行潜力的病原体还会继续出现，其中还会有许多被我们发现。尽管这些病原体绝大部分甚至不会引发地区性流行，但有较少一部分会引发局部流行，其中还有极少部分会引发全球性大流行。目前，我们只能粗略地预测这些病毒的发展轨迹，因此必须对所有病毒都认真对待。因为许多威胁没有成为现实，公众和政界可能真的会产生“风险疲劳”。随着“未知的未知”变成“已知的未知”，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向公众传达这种信息，并坦白承认我们感到不确定的部分。
我们还必须下更大功夫去理解真正危险的病毒有哪些警示信号，即：哪些特征预示着这种病毒会导致严重的疾病、以及会人传人。我认为，这意味着应支持所谓的“功能获得”(gain-of-function)实验，并将实验结果公开发表，供全世界的科学家学习。“功能获得”实验的方法是在实验室中对野生的病毒株进行各种改造，以确定哪些特性能够增加其毒性。
这种实验具有争议性，因为存在生化恐怖主义风险，或者病毒意外释放这个几率更高的风险。因此，这种实验一直被一些科学家和生化安全官员抵制。但在恰当的监管下，这种实验将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在越南的这支团队正对H5N1型禽流感病毒进行监测，以确定“功能获得”实验暴露的哪些特征可能引发全球性大流行。在研究第一线，这是我们履行监控职责所需要的信息。
我们目前无法确定一种新型病毒是否会引发全球性大流行，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某一种新病毒迟早将引发一场全球性大流行。我们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越能更好地掌控这种不确定性，也就越能更好地为可能爆发的危机做好准备。
本文作者是牛津大学越南临床研究部(Oxford University Clinical Research Unit in Vietnam)主任，并将于今年10月起担任英国维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