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医药企业焦虑4小时：这么近那么远

旧的问题比如降价和医保支付问题都仍没有解决。在各省市招标采购的过程中，二次议价依然盛行。

关彦斌用“前门放开，后门关死”来形容药品价格放开后企业的尴尬处境。雷菊芳特别提到结束不久的宁波招标，强调药品招标的一味砍价上是偏离于满足患者用药需求这一目标的。在宁波市2016年招标中，限价采购中有742个品种参与招标，最后589个品种最终弃标，弃标率高达79%。
 

在场的代表委员更关心的还是老问题：如何进医保。这也是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连续几年在座谈会上必谈的内容。

两会座谈会上，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与临床数据自查核查这两项新一轮药审改革中的重磅措施已让许多人脸上出现愁容，甚至愤懑。关于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全国人大代表、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认为：“一致性评价不是简单的要全面的一致性。真正做到这个标准需要做大量工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当前的语境下，实事求是似乎是企业最想表达的。
 

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让中医药的关注度一下子跃升到一个顶峰。”中医药行业的春天来了。”这句话在座谈会期间被多次提及。

但现实却是另外一番情景。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在两会座谈会上描述说，中医药发展其实举步维艰，原因是“医院不进中药，不用中药，设置的门槛都在扼杀中药发展”。

对于辅助用药或者重点监控用药，整个医药行业都非常关注。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药产品，而中药注射剂更是被业界认为“一网打尽”。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总裁赵超认为，中药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问题在于中药疗效确认标准缺失。

最近几年，一些医院明确提出新的中药品种不再进入采购目录，让不少中药品种无法进入医院市场。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董事长胡季强认为，国家需要重视中药的临床准入问题。

2015：为了责任的声音

让带量采购的大趋势照进现实

自2月28日国务院发布7号文以来，各方对其解读最多的莫过于“带量采购”。从过往各地的探索可以看到“带量采购”最大的难点，是量的确定与使用保障。

对“带量采购”这一招标理念颇为认同的九州通医药集团营销总顾问耿洪武的担心在于量的落实。他认为，“实际用量80%”不精确，不一定会落到实处。企业为“以量搏利”给出了极低的招标价格，但如果临床没有使用，量就无从保障了。

这也正是企业的担心，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表示，在中国，要完成药品的医院销售，实现“量”，要过招标、医院、医生三道关，“招标由政府说了算，我相信他们的量，但是，后两关才是药品真正形成销量的过程。医生如果不用你的产品，何来的量？”

造成“带量采购”执行困难的主要原因是现阶段的招采机制，采购量由招标部门定，而实际用量却是医疗机构完成，两者之间存在着不统一。

三年能否解决药品审批慢难题

在第7届医药界“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上，三百多名与会者终于得到官方证实， CFDA副局长吴浈在现场给出了解决药品审评积压问题的时限—3年。这也是外界首次得到CDE的直属领导单位CFDA就这一问题给出的明确回应。

“3年解决药审积压”是CFDA给业界的一个承诺。而业界对此的态度，观望大于乐观。更多的人希望CFDA能够在有关药品审评审批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上给出明确的态度，也希望CFDA能够拿出明确的计划表，给CDE在决策层面更多的支持。在座谈会上，王立丰表示“3年后实现动态审评”。

按病种支付遭遇中药应用尴尬

面对按病种付费，中药企业的忧心之处在于“中成药的适应证较为宽泛，很难界定病种，因此涉及到按病种付费的医保报销制度时就显得身份尴尬。”另外，中国中药协会循证药物经济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磊强调，“中药的超适应证使用情况较为普遍，70%以上的中药都存在。中药不良反应事件不断增多，也与超适应证使用不无关系。”这无疑又为中药的按病种付费增加了一层挑战。

2014：这就是真实的医药产业

“事实上，药房托管就是变相的‘二次议价’。”不止一家制药企业的老板祭出过这一观点。该怎么办？支持？反对？漠视？还是随波逐流？无论是始于2009年的基本药物招标，还是发端于十多年前的医保药品招标，尽管制药企业有诉不完的苦水衷肠，但依然须打起精神，努力应对。

多年来，对于药品审评审批时间过慢的难题，制药企业一直“怨声载道”。

面对审评人员数量与产业要求不匹配的矛盾，两个解决思路：一是增加审评人员数量，二是提高药品审批费用标准。再加上之后的主要观点：改现如今审评审批的“两报两批”为“一报一批”，以及“引入第三方，由政府购买服务”，这四种方式，是目前业界广泛讨论的改变目前审评审批过慢的解决方案。

药房托管，漠视还是反对？从本刊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制药企业对药房托管的态度比较明确：现阶段下不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刘革新每次在“声音?责任”座谈会上掷地有声的发言总能引起业界的共鸣。这一次他仍然有备而来，直陈民族医药产业发展正在承受的“三座大山”。除了跨国药企的超国民待遇外，另外“两座大山”几乎都与招标有关：首先是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不公平竞争，第二是各省招标中不顾国务院文件强调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原则，仍然顽固坚持唯最低价取标的倾向。 

2013：那些忧虑的代表委员们

在第五届“声音·责任”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与会的来自医药行业的39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近一半都换成了新面孔，据本刊不完全统计，相较于上一届，本届全国人大和政协的医药界代表委员人数有大幅增加，全国人大代表超过50人，政协委员超过20人。尽管新面孔不少，但他们关心的话题依然没有离开医改。

忧虑一：二次议价

“医院是一个垄断的市场，它的二次议价能力非常大，你要么失去价格底线，要么失去市场。”

忧虑二：创新环境

“目前我国医药产业在研发、产业化、市场准入和监管四个功能板块间的政策不配套、发展不平衡。这需要国家在顶层设计基础上进行整体规划。”

忧虑三：体制机制

“‘十七大’以来，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医改推进的过程中，特别是涉及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明显滞后。”

2012：以药品降价为主导的医改路径走不通

在第四届“声音·责任—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会”上，与以往代表委员有着各自关注热点不同的是，此次代表委员们一致地把矛头指向了药价。几乎所有到场的代表委员此时此刻都在为一件事忧心忡忡：尽管看上去政策是不断地向着降低药价努力，但却渐渐成了提高生产率、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和创新的制约因素。
 

代表委员们表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积累升级的过程。而最近几年，企业为适应新的政策而手忙脚乱，频繁直接地行政干预增加了企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过多地在药品价格上的行政干预又加重了企业的忧虑。而很多部门角色不清，责任交叉，没有形成合力，各种政策把企业往不同的方向拽，结果无人知晓。

医改变”药改“是新医改三年来行业内最大的感受。

本次调查显示，75％的代表委员认为，基本药物定价时，政府只要定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即可，而价格最终的形成则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决定。而62.5%的代表委员认为，如果还要继续进行招标，就要切实秉持“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原则，真正落实量价挂钩的政策。国内几千家制药企业共存的现状造成的是医药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但与此同时，过多的药价管制也让制药企业越来越难过。
 

“以药品降价为主导的医改路径走不通。”从现场的调查显示，受政策的影响和缺乏新产品是近年来制药企业发展放缓的主要原因；而目前基本药物市场放量没有达到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基本药物目录药品过少以及医生使用基本药物的动力不足。

2011：药企成为系统性矛盾的“替罪羊”

年初，当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等中国医药行业的20家协会作为会议主办方坐在一起筹备讨论今年的“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时，就准备要把新医改的中期评估作为今年座谈会上向代表委员们提供的核心议题方向。

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这已是行业的共同心声。到2010年，新医改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但改革效果一直缺乏全面客观地评估。目前看到的现象是，尽管政府完成了大量投入，也做了很多工作，但公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反映没有因此明显减弱。

与此同时，新医改在利益格局的调整中新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亦无法回避。改革过程中，虽然在推进药品集中采购、药品价格管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作为医改核心内容的公立医院改革却仍处在试点总结阶段，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基本原则在改革实践中迄今亦未获得实质落实。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的评价一针见血：这一轮“医改”看上去更像一次“药改”。

这样的感受在代表委员中间立即引起共鸣。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辅仁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文臣认为，医改目标明确，这值得肯定，但是有了目标，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和路径去达成。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方法和路径混乱，改革变成了一次次试错，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在试。“医”和“药”相比更容易拿来开刀的当然是“药”，于是医药企业首当其冲，成了很多系统性矛盾和问题的“替罪羊”。

2010：此刻的声音

始于2009年的新医改，成为第二届“声音·责任”医药两会代表座谈会的重要内容。医改的走向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战略配合，自然也是业内一直以来最为关心的问题。继基本药物制度出台后，公立医院改革的启幕，掀起了新医改又一轮波澜壮阔的图景。产业界对于改革的态度如何？他们各自又将如何应对呢？

伴随着医改政策的出台，接受调查的代表委员所在的企业有43%全面调整了战略布局，48%重新调整业务重心，57%相应地加强了产品的研发和创新，38%调整了产品价格和销售策略，29%加强了供应链管理，29%强化了政府事务能力。

作为医改的重要组成内容，医保付费机制一直是社会比较关注的话题之一。这次调查中，在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按人头付费三种方式中，绝大部分代表委员倾向于第一种，在作答的问卷中，占比82%。

那么，目前新医改在执行过程中，哪些现象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6%的代表委员直指“相关政策缺位和不配套”，接下来依次是“执行走样”、“新的权力寻租”、“地方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国进民退”。

2009：呼唤远见，呼唤未来

2009年3月，“声音·责任”医药两会代表座谈会首次在北京举行，28位药界代表委员们亲临会场。

激昂如四川科伦刘革新，发问医药产业是不是一个大产业？如何衡量医药产业对国家的贡献？忧虑如康缘药业萧伟，强调要向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对待中药注射剂企业；质疑如云南白药王明辉，高呼如果制药企业从人力到资本的投入都放在市场层面了，那么医药行业要有大突破几无可能……

座谈会内容集中在三大热点：

第一，医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话语权。医药行业没有进入国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当中，主要原因还是缺乏软科学研究，缺乏能够让中央政府决策支持的科学依据。

第二，中药产业的前途和命运。有代表委员表示，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都会有毒副作用和不良反应。要做到责任分明，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因噎废食、全盘否定所有中药注射剂甚至是中药行业。

第三，对新医改的希望与建议。伴随着新医改方案的浮出水面，医药企业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了药品价格上。由于普遍认为原先的药品价格管制有悖于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当初药品定价时基本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国内医药企业，此时希望能够借新医改之机有所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