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领域的价格飙升比中国的房价飙得还快！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年销售2000万但增长潜力可能到一亿元的潜力品种，但它的原料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每公斤1000元涨到了两万元，涨幅近二十倍。而这不是孤例，在E药经理人采访过程中，主要原料药价格在过去一年时间里飙升一倍简直就是拉了平均涨幅的后腿。应受访者要求，人物均为化名，也不透露具体的原料药名称。他们像是被扼住了喉咙。这是他们的故事，也会是你的故事吗？

近一年来，发改委将反垄断调查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原料药领域，原因是什么？

柏高（化名）说：“我当时差点气疯。”但他还是选择以理服人，不过这已经是两年来，自己第三次以理服人了。

2月27日，柏高突然接到消息，公司采购的一款原料药又要涨价，这次涨到了两万元每公斤。2016年，这个数字是一万元；2015年则是一千元。而公司采购这款原料药生产的制剂，底价销售的成本是每盒10元，如果按照每公斤两万元采购原料，那么只原料成本一项就占到了7块多。对于一家年销售额只有两亿多元的制药公司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作为这家公司的老板，柏高也无法接受。对方的解释是“没办法，环保压力大”。

2015年至今，算上涨价到每公斤两万的新情况，柏高公司生产的三个制剂产品都经历了原料药大幅提价。其中一个从每公斤800多元上涨到1300多元。柏高以理服人的做法并没有给结果带来实质性的改观。因为这三种原料药的情况基本类似：由3~4家原料药企业掌握批文正在生产，而制剂企业则有十几家。

涨价双城记

成立十年来一直以外部采购原料药为主，柏高有这样一种感觉：“涨价势头在这两年愈演愈烈了。”他总结出这轮势头的规律：主要发生在年销售为几千万元级别的中小品种、中标价相对较高、原料药生产厂家在三至四家左右、“在市场上不太起眼”。

柏高介绍说，原料药最近猛涨到两万元的制剂产品在2017年销售额达到2000万元，另一个也遭遇大幅提价的制剂产品年销售为1000万元。前者中标价接近每盒20元。

按照每公斤原料两万元计算，柏高的这款底价为每盒10元的产品，原料成本已经从上涨至每盒7~8元，占比超过70%，而且并不包括生产和人工成本。为何不放弃呢？因为在他眼中，这款产品具备未来增长到1亿元年销售的潜力。让柏高现在放弃这个品种无异于割肉。

还有一个柏高觉得过不去的坎儿是，他打心里觉得不公平。“环保成本提高我们理解，但你的成本不应该去年刚核算完涨到一万元，今年才过去不到两个月就又是同样的理由涨价，而且直接到两万啊。”

被动是柏高一直以来的感受。之前，有些制剂产品的原料药也经历了涨价。当柏高去找原料药生产企业时，对方告知他“品种已经代理出去了，直接去找代理商谈吧”。这不是第一次了。原来提供原料药的企业将产品交给代理商，这个动作完成之后的变化就是涨价。柏高说：“现在有专门进行这样操作的公司。”他遇到过找三家同类原料药生产商，但最后自己想买的原料药都到了一家代理商的情况。

而现在突发的状况让柏高的处境更差了。提价到两万元的这家原料药企业是目前唯一一家柏高公司能够采购的。巧合的是，其他三家，有两家宣布停产，有一家宣布其生产的原料药将只供自己使用。接下来，如果柏高的公司选择中止这款制剂的生产，那么公司面临因不能按照中标协议供货而被列入黑名单的几率将非常大。

“我觉得他们就是恶意提价，涸泽而渔，环保只是借口。”这可以说是柏高在几次“以理服人”之后得出的另一个结论，但他本人毫无办法。

“他们真这样做的啊？这个就太明显了吧？”听到柏高现在的处境后，另一位药企负责人常华（化名）还是觉得有些吃惊。虽然两家企业一南一北相隔800多公里，但原料药涨价的情况也发生了自己身上，而且是核心品种。

常华是国内一家上市药企旗下子公司的负责人。他所在公司的核心品种需要两种原料药，而两个批文都掌握在一家原料药公司手中，同时供应多家生产企业。虽然不是两年内涨幅近2000%，但也“翻了一倍多”，从每公斤十几元涨到四十几元。在形容自己所面对的原料药涨价问题时，常华用到了“严重”这个字眼，而他并没有夸大其辞。

因为原料涨价到四十多元每公斤的制剂产品是这家公司的核心产品，年销售高达10亿元，利润规模也在几千万级别。这一以药店销售为主的双跨品种每年需要采购的原料药金额超过两千万元。随着价格上涨，原料药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已经从行业平均水平的10%~20%增加到40%。现在因为原料涨价每年产生的新增成本，已经达到一千万元。

对方给出的涨价原因也是为适应环保、人力等成本上涨。常华透露，这家原料药生产企业的确进行了厂址搬迁，“他们在开发区建了一个新厂”。与柏高情况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公司与这家原料药企业签订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就是三年内保证维持现有价格水平。但达成协议的过程并不容易。常华不愿多说其中的细节，虽然没有承认这就是促成战略协议达成的关键因素，但他介绍了一个可以抑制原料药企业大幅涨价的手段。他把这一手段概括为“激活沉睡者”。

其实手中握有这家企业所需要的原料药批文的有很多家，但目前只有几家在生产。所以这家企业就找到其中的一家企业，提出通过提供培训和帮助达到GMP认证要求等方式，来实现恢复生产。借此，用市场中出现竞争对手来向目前供货的原料药企业施压。“当然，要先计算好自己这样做的成本。”常华说。

协议中不涨价的承诺只有三年，但似乎怎么看常华的处境都比柏高要好很多。2016年，常华公司所需的原料药又有多个新批文发出。在外界眼中，久等的选择终于到来。但常华并不这么觉得。“新来的刚开始生产，质量未必能达到要求。而且他们的生产成本会更高。”还是因为价格。

为什么制剂企业对原料药涨价如此敏感？因为在下游销售环节，招标降价和几乎全方位的控费措施，让制剂企业涨价既面临巨大的舆论风险，又没有足够的涨价空间。而且他们比以往更需要钱。一致性评价已经进入到最烧钱的BE阶段，开发更具创新性和临床价值的品种更需要大力度投入，招标压价、税费改革和人力成本上涨都在压缩着制剂企业的盈利空间。所以仅因原料药涨价就要放弃还有盈利能力的产品的生产，这显然让他们难以接受。尤其是当他们认为原料药企业是在“恶意”涨价时，这种情绪便会再次提高一个等级。

劣币驱逐良币

柏高认为环保只是个幌子，但实际的情况并不尽然。

新环保法颁布后，原料药企业的生产成本的确在翻倍增长。国内某上市原料药企业前市场总监说：“如果按新环保法标准处理‘三废’，很多原料药企业要付出的成本比相应原料药的销售价格还要高。”而且，“用工荒”的情况也发生在原料药企业身上，这加剧了人工成本的上涨。

环保投入已经成为影响原料药企业生产成本的第一大要素。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执行会长潘广成说：“现在原料药企业的环保投入在不断增加，因为新环保法实施后，大家逐渐意识到，不环保就会死。”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的三百多家会员企业中，有近三分之一为中小型原料药企业。

而且厂址搬迁这一曾经奏效的方式现在也逐渐失灵。原料药企业选择将厂址搬迁到环保要求较低、但招商引资需求旺盛的中西部地区，以逃避或降低环保成本。但现在，随着国家层面对于各地政府环保要求愈发严格，加之新环保法已经颁布实施，曾经环保要求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现在也早已变脸。潘广成表示，现在中西部地区要对环保非常重视，要求企业必须达到环保要求才能建厂。

但环保成本增加其实只是造成原料药企业涨价的其中一环。

“现在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上述市场总监这样描述中国原料药市场的现状。他认为其中的关键原因是针对原料药的管理在国家层面没有实现协调统一。“原料药市场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而监管方的调控又没有完全到位。”原料药上至审评审批，下至市场监管，各部门之间“各司其职”，却没有形成合力。

因此，靠低价竞争和无视环保生存的企业打垮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而后自己或因相同原因或因新的产业环境变化而消失。原料药市场中的无序竞争客观造成了许多原料药的生产企业数量减少，而这也给市场中操控价格，甚至形成垄断的行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此外，原料药企业的利润被整体摊薄，造成他们应对产品升级开发和环保的动力均不足够。

这与柏高所遇到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也解释了柏高所感受到的此轮大幅涨价为何会多数发生在生产企业只有三四家的原料药身上。当一种原料药的市场竞争本身就不够充分的时候，上述情况就会被进一步放大，轮番涨价成为必然。

那位总监说：“去年发生垄断的别嘌呤醇原料，其实原来有很多企业生产，但后来就只剩下几家，最后形成了垄断。”潘广成指出，原料药企业与代理商联合囤积原料药然后涨价的行为确实存在，而且主要发生的对象就是部分中小型原料药生产企业。

一位前华北制药人士这样评价国内目前的原料药管理：“国家层面，针对原料药的调价机制做得不好，而行业层面，既没有监控机制，也不够自律。”他建议说：“应该对原料药企业进行成本核查，建立能上能下的价格标准。”

柏高要怎么办？他这样打算道：“我还是要去跟他们谈，尽力争取，不行就只能放弃了。”几度遭遇原料药涨价的经历让柏高开始考虑要不要自己去并购一个原料药厂。但这又与他的理念不太相符：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大家分工协作，然后彼此获得一个合理生存，实现各方平衡，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