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外国公司对投资中国医疗保健经济的机会具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但是却很少有西方医疗保健服务提供商寻求在更大的背景下探讨中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目标。大多数公司和投资者都希望确定最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规避那些限制着他们可以开展的业务类型和提供服务的方式的律法规。不可否认，这两点都非常重要，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但是，中国希望从医疗保健服务提供商那里得到什么，以及如何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尤其是通过分析已经走完了对西方开放进程的其他经济领域，来探讨这些目标，对于这些，人们往往忽视了从更深层次去加以理解。

中国决定开放此前对外国投资封闭的国民经济领域是被一种必要性所推动。关于这种必要性，我们需要牢记一点：这一切背后的触发点，可能是对于中国在特定行业领域落后于国外（这在过去至少30年里是最常见的情况）的认识，也可能是在某些方面逊色于地区内的其他国家，所以确实有改进的必要。这两种动机的不同之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容忽视：前者通常纯粹是从经济角度出发的考量，而后者则与中国社会稳定和民生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医疗保健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外国公司和投资者不应该忽视这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医疗保健行业将成为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却也充满着别处没有的风险。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聪明的运营商才花时间去了解中国不透明和不友善的医疗监管法规，以确保他们的业务能够在中国的各种医疗监管体系下安稳立足。虽然现在中国对外资医疗保健服务供应商总体上比较欢迎，但是医疗保健服务领域依然比其他领域具有更高的政治敏感性，容易让政府作出过度反应。通过尝试寻找捷径，找到独特的监管空白，外国公司可能会在特定的城市得到出于善意的中国官僚的批准，但是这并不会在出现问题时为外国公司提供必要的保护——无论是公司和中国政府之间的问题，还是更常见的公司和中国患者之间的问题。

有人可能认为，对监管状况的尽职调查和容忍太过于小心，或者说政治因素被过分渲染，但是《中国日报》最近就此发表了社论文章，文章的题目相当直白：“必须防止私营部门在医疗领域发挥影响力”。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盈利性医疗保健服务提供商和中国政府对是否能充分支持社会保障网络的担忧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这在当下的中国仍将是一个问题。如果国家做不到这一点，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就仍会是社会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在这种时候，私营医疗保健经济可能被扣上罪魁祸首的帽子。这显然不合逻辑，而且也完全偏离主题。

已经有迹象表明，这种混乱状况造成了不必要的躁动：任何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进行的非正式民调都会显示，老百姓把矛头指向医药公司唯利是图，他们往往认为这些制药公司对医疗保健领域的高昂药价负有责任。他们没有考虑到中国新的医疗保险体系还处于起步阶段，资金严重不足，医院财务模式（说好听点）是不可持续的。也没有考虑到让中国家庭深受其苦的寻租行为，无论是医生收红包还是加价药品都是中国政府政策的必然结果。将追逐利润的企业视为高收费的罪魁祸首，这种理由更加简单，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哪怕它是错误的。

在理想的情况下，中国的医疗经济将划分成两个明确的层次：一个层次针对中国的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报销政策，进一步普及基本医疗和专科医疗，最后降低让低收入中国家庭深受折磨的非必要诊断程序和药物的收费。第二个层次将针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这里将提供更高的报销水平，但是还有更大的自由度，让这个阶层可以使用他们的公共医疗保险作为基础，但是也能通过私人医疗保险支付额外的护理费用。

而这些目前还无法保证实现：直到最近，中国才开始向外国投资和专业技术开放医疗健康领域，对于该允许外国公司开展什么业务依然还存在很多监管和政治上的顾虑。中国不可能在支撑债台高筑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同时，再让中央政府在医疗保健方面划拨更多的支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将进一步放缓，这会对中国在医疗保健等资源不足领域的投资能力造成非常实际的影响。

从某一方面来看，这为私营企业填补这个空白创造了机会，但是由于这些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将主要关注中国的中产阶级，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压力依然不会消失，他们将继续与看病难和看病贵作斗争。而且，随着斗争的持续，他们也会依然感到困惑：为什么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医疗保健领域所有的民间投资，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中国医疗系统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