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企业可能实施的商业行为，国家食药总局强调：药品电子监管码所有数据信息都归该局所有，任何一方都不能用于商业服务。

　　2015年春节前，一个营销人员拜访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希望利用数据为这家上市药企设计一个市场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公司的数据啊?”看到方案，连总经理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方案所用的数据，包括各类药品的批次、流向和数量都来自众生，但他却从未看过。

　　他称数据来自掌握全国药品监管信息的阿里健康，这让他担心企业的信息安全。实际上，中国大多数药企负责人并不系统掌握自己生产的药究竟流向何方。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食药总局)的监管要求，这些数据都被储存在一个叫做“药品电子监管网”的数据库，高高挂在“阿里云”上。

　　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公开向国家食药总局建议，药品电子监管信息涉及国家安全，“应立即停止药品电子监管码系统由企业运营”，矛头直指进军医药行业的阿里健康。

　　实际上，在这场医药行业的大数据游戏中，真正让连锁药店和药企这些“运动员”不安和恐慌的是，有一天要跟阿里健康这样的“裁判员”同场竞技。

　　对此，国家食药总局强调：药品电子监管码搜集、产生、存储的所有数据、文档、信息和记录，都归该局所有，“任何一方都不能用于商业服务”。

　　药店发难药企“闹累了”

　　“因为政府行政命令，企业花钱做电子监管码。但所有信息又交给另一个同行竞争企业。这应不应该经过提供数据的企业许可?”对于医药企业的质疑，有人这样总结。

　　事实上，此次发难的大多是流通领域的药店，产业链上游的药企大佬们却已“放弃抵抗”。

　　“解决”似乎意味着“妥协”。

　　研究药品政策的国家行政学院胡副教授说，早在2007年左右，药业大佬们就有不同看法。

　　2006年，原国家药监局就已开始建立特殊药品的电子监管码。此后，赋码范围不断扩大，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到基本药物，直到现在所要求的全环节覆盖。

　　推进基础药品电子监管码时，原国家药监局曾给出时间表：2011年4月1日起，对未入网及未使用药品电子监管码统一标识的品种，一律不得参与基本药物招标采购。

　　用行政命令要求企业上交所有药品信息的合法性，是当时药企大佬们不满的焦点。

　　“我国药品管理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对于麻醉和精神类药物，需进行实时监管，但对其他药品，行政许可法的原则是，政府不能人为用监管加强企业的责任。”教授说。对于拒绝上交基础药品电子监管码的企业，政府并没有充分处罚依据。

　　在美国，建立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属于企业行为，政府并不参与。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华琳专注药品管理制度研究，在他看来，政府监管必须考虑成本收益，电子监管码政策由政府规定，就是用行政力量给企业设定义务。

　　闹归闹，业内也认同依托电子监管码建立的追溯体系“有一定意义”。

　　“电子监管码从源头就统一标识，可以知道药从哪一个药店卖出去，或者医院开给了谁。”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说。

　　国家食药总局认为，监管部门、生产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在加入药品电子监管网时，要经过严格身份验证，“这种闭环运行，保障了公众用药安全”。

　　不过，电子监管码对假药继续走“野路子”影响不大。“追溯系统中只有主动扫码入库的药，假药一直都在系统之外。”有人说到。

　　药品电子监管网，是全国首例部署在“云端”的部委级应用系统，其意义被称为“证明部委级的应用系统，在云上也是安全的”。但这里的“安全”，仅针对来自外来的危险。平台公司本身是否能接触到数据，取决于具体的管理模式。

　　“到底是明文数据，还是甲方加密后安全存储的数据，会有很大区别。”有人说，但其也认为，无论怎样，第三方权限过大都有风险。

　　无论外界如何猜测，阿里健康对此仍保持沉默，截至2014年6月，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网中，已有超过800亿条的药品生产、流通数据，目前都存储在阿里云计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