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发无法避免，大流行却可以防范（Outbreaks are Inevitable, But Pandemics are Optional）。”

著名流行病学家拉里·布里连特（Larry Brilliant）的这一金句，对于经历了新冠疫情两年多的我们，有何启示？

两年间，这场席卷全球的世纪大流行夺去了超过600万人的生命。如果没有疫苗，这个死亡数字又将会是多少？

回溯一下过去时间并不长的诸多信息，有多少国家的国民因匮乏疫苗而陷入面对新冠肺炎的恐慌之中？而身在中国的我们，因何能从容有序地完成近34亿剂新冠疫苗的接种？

对于未来，我们要如何“不必生活在对另一次大流行的恐慌中”？

当2020年疫情暴发之后，中国疫苗企业“五路”齐发时，恐怕没有多少人笃信中国疫苗不仅进入全球成功研发新冠疫苗的第一梯队，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源源不断将产品输出到海外。

向来在国际疫苗市场上的“无名之辈”，却成为新冠肺炎狙击战的“排头兵”，中国科兴、国药集团、康希诺的新冠疫苗相继被列入世卫组织紧急使用清单（EUL），与国际疫苗制造大厂并肩消除免疫鸿沟。

这是中国疫苗崛起的一大步。

接轨：“死磕”世卫标准的意义

近日，一条关于科兴的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sIPV）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Prequalification, 以下简称“PQ”）的消息不胫而走。

尽管自1988年以来，全球范围通过大规模疫苗接种，脊髓灰质炎野病毒已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停止了传播，但巴基斯坦、阿富汗目前仍有脊灰野病毒I型流行，中国因与这些疫情国家接邻，部分地区面临较高输入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新冠大流行直接导致了脊灰病例的增加。2021年全球各种形式的脊灰病例达1226例，这个数字远超2018年的138例。消灭脊灰“最后一公里”，仍然挑战重重。

在此背景下，从2015年启动临床研究伊始，就使用国际化标准的中国科兴Sabin株脊灰疫苗，获得世界卫生组织PQ认证显得尤为“应景”。

脊灰疫苗是科兴去年7月在国内刚获得国家药监局注册批件的新疫苗。也是科兴继甲型肝炎灭活疫苗孩尔来福（成人、儿童）之后，第三款获得PQ认证的疫苗产品。

至今，科兴孩尔来福已上市20年，是国内使用量最大的甲肝灭活疫苗，也是全球第二、中国第一个通过世卫组织PQ认证的甲肝灭活疫苗。

恰是因为通过了世卫组织的PQ认证，孩尔来福才得以进入泛美卫生组织（PA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采购清单，向全世界供货超三年。

截止2021年末，孩尔来福已在全球20余国家和地区安全接种超过1亿剂次，另在20个国家提交了产品注册申请。

然而，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取得世卫组织PQ认证，不仅意味着该疫苗产品安全性、有效性与生产质量的保证，还可以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艾滋病规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机构，以及一些国家政府部门等大宗采购。

对于疫苗企业而言，申请世卫组织PQ认证是对自身研发、临床、生产、质控以及销售环节的一次系统性检查和优化。

2011年3月，世卫组织宣布中国国家药品监管机构通过了WHO疫苗监管体系的评估，国内疫苗企业具备了申请PQ认证的资格。但之后的11年，仅有包括科兴3款疫苗在内的9个中国疫苗通过了PQ认证。

除科兴外，也只有国药集团、华兰生物、万泰生物三家中国疫苗公司，获得了进入国际市场最重要的“入场券”。

PQ认证的整个流程并不算多复杂（如下图）,但每一个细节世卫组织都有着严苛的要求。

比如，世卫组织非常强调疫苗生产商必须按其标准和要求，提供详细的研发生产资料和临床研究试验资料，而且必须包含关键性技术资料。

由于国内很多疫苗厂商在做研发设计起时没有按照世卫组织要求的方式进行记录和整理，后续生产、质量等环节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申报资料环节就已经是个大问题了。

申报资料审核通过，世卫组织才决定是否进行现场检查。PQ认证实际上分为完全评审和简略评审，前者需要进行现场审查，而后者则是针对SRA（指WHO认可的严格药监部门批准的药品）。

由于目前中国并未在SRA清单上，国内参评的所有药剂都必须进行现场审核，所以我国包括疫苗在内的药剂产品通过PQ认证整个流程的程序多，时间跨度也更长。

以中国第一个通过PQ认证（2013年10月）的国药乙脑疫苗为例，整个认证流程前后历经9年，耗费4000万美元做技术支持，才得以最终接轨这条国际标准线。

2021年10月，备受瞩目的万泰生物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HPV）获得PQ认证，但实际上早在2014年9月万泰生物就启动了PQ认证计划。

相比较而言，科兴的3款疫苗产品取得PQ认证已经算是很顺利的：甲肝灭活疫苗2014年10月启动认证，2017年12月通过认证；其脊灰灭活疫苗是2020年初启动，历时2年就撞线了PQ认证。

尽管数量稀少，但这9个疫苗产品都是中国疫苗出海的坚实跬步。 

出海：“由内而外”的必然

创新与出海，毫无疑问是中国医药产业未来发展的两大主旋律。

无论是创新药的蓬勃兴起，还是产品和技术的输出海外，都必须建立在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基础上，那就是接轨国际准则。

这也是我们讨论世卫组织PQ认证重要性的意义所在。

然而，一个无法忽略的现实是：如果从通过PQ认证的数量比较来看，中国医药企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美欧发达国家，连印度药企都可以碾压我们。

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全球超过30%的疫苗（新冠前数据）是由印度提供，虽然缺乏核心专利技术，但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产国和出口国。

全球最大疫苗制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每年生产15亿剂疫苗，为全球165个国家提供20种疫苗产品。

按照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目前全球通过PQ认证的制剂共有593个品种，印度企业产品占比高达65%，中国仅为8%；在通过PQ认证的257个品种中，印度占比43%，我们还不到4%。

“内向型”的发展，自然就缺乏对国际规则的接驳。

从获取国际资质的动机来讲，由于国情与发展环境的不同，国内药品监督管理体系与标准与国际审评体系有很多差异之处。

如果“内外兼修”的话，对于药企而言是很大的发展负担。

国药集团乙脑疫苗花费9年4000万美金的代价，是大部分国内疫苗企业无法承受之重。但总要有一些“孤勇者”去开创新市场。

科兴在2012年自荷兰Intravacc公司获得sIPV技术转移资格时，就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未来的全球市场；万泰生物的HPV疫苗也早在研发之初，就设定了与国际疫苗巨头掰腕的情节设定。

在启动世卫组织PQ认证时，这两家企业都还处在“捉襟见肘”的投入时期，不仅要付出千万美金的代价，能否取得认证还是未知数。

不过，中国医药企业出海早晚是要迈出这一步的。随着国内医药市场环境变化，行业竞争加剧，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断增强，一波出海潮早已按捺不住。

而政策面也为疫苗企业出海铺就了最好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