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2015年以来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的总市值来衡量，中国在所有国家的排名是第二，仅次于美国。”

“孵化、种子和天使投资仅有7.4%，而瑞士、美国、欧盟、英国以及韩国等都超过了30%。

在2021年的年末，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令我们鼓舞振奋的好消息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变得更加的尖锐，更加的突出，也更加的迫切。突破性的创新，原始性的创新从哪里来？中国的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距离源头创新到底还有多远？

在2021年12月21日由E药经理人等承办，吸引近5万人次观看的中国医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大会（简称“启思会”）上，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王锦进行了“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发展展望”的主题报告。

01
重新检视中国医药创新的发展

“当我们站在2021年的年尾，重新检视中国医药创新的发展，我们会看到中国医药创新已经跻身于全球的医药创新第二梯队的前列。”王锦说道。

回顾2016年，彼时麦肯锡报告显示，中国的医药创新属于全球的第三梯队，正朝着向第二梯队迈进。

在2016年，临床研究是未来五年中国新药研发的最大瓶颈之一，对在研创新药的临床价值和上市速度影响巨大；审评审批政策也影响显著；支付环节是会影响到未来5年一批即将上市的创新药能否获得合理市场回报的一个关键因素。“基础研究短期内不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但对于未来持续的产出原始创新至关重要”。

5年过去了，如果以研发管线的产品数量和首发上市的新药数量为指标衡量，王锦看到，“中国医药创新已经跻身于全球的医药创新第二梯队的前列。”

在研发管线的产品数量上，中国在2021年研发管线的产品数量对于全球的贡献比重从已经达到了13.9%，而这个比例在2016年只有4%；在首发上市的新药数量上，中国2021年的贡献比重达到了6%，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比2016年的2.5%，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同时我们也看到2021年也是中国生物医药不断的加大加快向全球拓展步伐的一年。”2021年中国向海外out-license的交易项目达到了27个之多；如果以2015年以来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的总市值来衡量，中国在所有国家的排名是第二，仅次于美国；在2020年以来，“全球Top20 Biotech IPOs”中国公司占据了13个席位；在2021年，也至少有4家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自建起海外市场商业化队伍。

在2021年的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基础研究已经上升到了核心地位。王锦提出，“在2021年的年末，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令我们鼓舞振奋的好消息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变得更加的尖锐，更加的突出，也更加的迫切。突破性的创新，原始性的创新从哪里来？中国的生物医药基础研究距离源头创新到底还有多远？”

02
“我们不仅要看量，也要看质”

麦肯锡评估中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的现状主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是输入，包括创新的主体，也包括资金的投入；第二个是输出，包括论文发表，专利的产业转化，“不仅要看量，也要看质”。

在输入端创新主体方面，2021年Nature Index排名全球前100生命科学研究机构的数量，中国有8家机构已经跻身于前100名生物科学研究机构之列，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4个席位。当然中国8家机构与美国占据51所全球顶尖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来比，在绝对体量上还是比较有限，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资金投入方面，尽管中国的研发投入总量近年来都是稳居世界第二。但“当对研发资金在不同阶段的用途进行分解之后，我们会关注到，中国在基础研究阶段的是有一个结构性的薄弱。”

中国在基础研究占到的研发资金比重只有6%，远低于日本、韩国、美国、英国、瑞士等平均15%的比例。

如果分析过去5年生物医药领域风险投资交易笔数占比，中国早期VC投资占比超过50%，特点十分突出，但孵化、种子和天使投资仅有7.4%，而瑞士、美国、欧盟、英国以及韩国等都超过了30%。“这样的投资占比其实本身是和基础研究的产业转化，包括一些概念性的项目孵化密切相关。所以也反映出来虽然中国整体的研发资金持续投入，但对于基础研究成果的孵化支持还是不足。”王锦分析。

在输出端论文发表层面，“大家会看到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轨迹”，2015年到2020年全球领先国家生物医学论文总发表数，中国以209万篇的数量占全球总数量的29%，仅次于美国44%。

但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占比上，即发表在《自然》、《科学》以及《细胞》三个期刊上的论文，中国占比仅有11%，“说明我们的论文发表虽然数量大、增长快，但是优质的前沿研究仍然比较稀缺。”王锦指出。

在专利层面，也能看到中国高速攀升的曲线。在2015年到2020年全球领先国家和地区生物医药领域PCT专利发表数量上，中国以每年29%的速度高速增长，2020年在全球占比达到了13%。但另一方面，在专利转化率方面，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高校、科研单位的有效发明的专利转化率为15%～30%，但美国的顶尖高校展现出了约40%的转化率。可以看出，中国的专利数量稳步增加，但实际应用转化有待提升。

“推动中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已成为医药生态系统建设的当务之急。”王锦说，中国的基础研究距离源头创新可以取决于三大因素：以人才培养人才积累为核心，一方面去优化加强资源注入，一方面不断改进机制支撑。

03
枯泉、间歇泉与涌泉

王锦勾画了未来5～10年中国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可能走向的三个情景，她用枯泉、间歇泉以及涌泉来比喻。

“第一个可能情境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一个悲观的情境叫做枯泉。”在枯泉的情景之下，中国的前沿学科人才存在着比较显著的短板。虽然政府基金会持续的投入，风险偏好比较保守，而私人资本基本缺位，创新主体之内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中短期的评价导向站在上风，创新主体之间各自为营，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基本上没有有效的人员以及知识产权的流动，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情景。

“第二个可能情景我们叫它间歇泉。”也就是在未来的5~10年，中国的生物医药基础研究可以在个别领域取得一定的成果和突破，但是仍不能给中国的医药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人才储备比较完整，但缺少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政府基金与私人基金位居世界前列，但仍比较关注中短期回报；创新主体对开拓性的研究不足，各主体之间壁垒仍在，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人员流动、知识产权都还是以单向流动为主。

“我们最兴奋，也是最期待的一个情景是涌泉。”今后的5年我们会看到来自于中国原创性的、引领性的科研攻关，在部分的前沿领域可以获得突破，在未来更长期10~20年，技术研究可以为中国和全球的创新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同时，跨学科人才汇聚，世界级顶尖科学家在中国出现；政府基金和私人基金本身投入位居世界前列，投资以激发开拓性的研究为导向；创新主体内也形成了培养人才自由探索的微观的小环境，创新主体之间构建兼容并包、开放合作的一个大体系，学术界和产业界营造一个双向流动、正向反馈的生态环境。

因此，王锦呼吁，可以在四个方面来推动“涌泉”的实现。

“第一个是基础研究的成果转换要向更上游衔接，实时的跟踪学术界的发现和发明，及早的开展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紧密合作。”

譬如，鼓励和支持行业组织建立第三方交易平台，通过健全灵活的知识产权交易和市场化机制对科研人员的技术转移和成果产业化提供服务；同时改革评价体系，可考虑将转化机制和转化成果纳入部分类别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考核标准，通过自上而下的驱动和激励，提升创新主体的转化意愿，并提高科研成果的使用效率。

“第二个是研发经费的阶段分配方面，适当的增加早期的研究投入，要开始去资助新机制、新靶点的有效探索，真正平衡一个差异化改良和突破性创新的研究方向。”

譬如，美国已经设立了保障政府医学健康研发投入科学使用和分配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统辖管理约87%的政府资金分配。通过竞争性项目制科研经费和建立多级制衡的评估机制，保障资源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给最合适的承接主体。据统计，2010～2016年间共有210种新药获美国FDA批准，所有新药的研发活动均曾获得NIH的资助，其中，超过90%的资助用于药物作用的生物学靶点相关的基础研究，而非药物本身。

“第三点是要搭建完善的人才梯队，一方面要持续的培育研发人才，另外一方面也要为创新生态去输送跨领域的复合人才，如科学企业家，技术经理人等。”

如NIH在1964年推出了医学科学家培养项目MSTP(Medical Scientist Training Program)专项基金。目前，MSTP覆盖范围已达全美约50%开设MD-PhD双博士项目的学校，累计资助人数超过1万人。MD-PhD双博士毕业生的研究工作中，约60%与转化研究相关、50%与基础研究相关，为美国的医药创新提供了持续的核心驱动力。

“最后一个方向需要强调的是，各界合作打造、提升创新生态，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优化技术研究管理模式和体制机制相关的举措，真正能够促进专业化耐心资本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