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肝移植（LT）的肝细胞癌（HCC）患者中，已显示甲胎蛋白（AFP）升高可预测LT后的HCC复发，但仍需要寻找比AFP更好的生物标志物来预测预后。甲胎蛋白异质体（AFP- L3）和异常凝血酶原(DCP，或PIVKA-Ⅱ)在HCC检测中逐渐受到关注，但它们在预测高风险外植体肿瘤特征中的作用，以及LT后HCC复发风险中的作用尚未阐明。

为评估三种生物标志物（AFP，AFP-L3 和 DCP）与这些高风险外植体肿瘤特征中至少一种的存在之间的相关性：微血管浸润，低分化肿瘤等级和肿瘤负担超出米兰标准。加州大学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相关研究，研究结果发表在2019AASLD年会上。

这是一项于2017年7月开始的前瞻性单中心研究，患者因肝细胞肝癌（在米兰标准范围内或已下调至米兰标准范围的患者）而接受肝移植手术 ，在患者进行肝移植手术时获得患者的三种生物标志物（AFP，AFP-L3和 DCP）信息。

AFP≥1000ng / mL是进行肝移植的排除标准，除非通过局部区域疗法（LRT）将水平降低至<500 ng / mL。使用多变量建模来确定这些生物标记物的能力（以先前公布的阈值），以预测高风险外植体特征的复合结果。

研究还将 AFP-L3 和 DCP 与 RETREAT 评分进行了比较，RETREAT评分是经过验证的HCC复发预测模型，包括AFP，微血管浸润和外植体肿瘤负荷。

该研究队列包括116例因肝细胞肝癌而接受肝移植手术治疗的患者，中位等候移植时间为388天（IQR 274-506）。其中有110名（95％）接受了局部区域疗法（LRT），降级至米兰标准后有15名（13％）接受了肝移植手术。

在肝移植的患者中，中位AFP为5.5 ng / mL（IQR 3-16），中位AFP-L3为8.8％（IQR 0-14.9），中位DCP为1.0 ng / mL（IQR 0.3-4.5）。

在外植体中，有5（4.3％）名患者肿瘤分化较差，有6（5 0％）名患者出现肿瘤

微血管浸润，由于进行了肝移植前影像学分期，有10例（8.6％）患者肿瘤超出了米兰标准。

总体而言，在外植体的19位患者（16％）至少具有这些高危特征之一。

在具有AFP，AFP-L3和DCP（AUROC 0 81）的多变量模型中，高风险外植体特征与AFP-L3 ≥ 15％（OR 6.9，p = 0.002）和 DCP≥7.5ng / mL（OR 9 0，p = 0 001）具有相关性，但在所有测试的cutoff值（20、100、250 ng / mL）中与AFP不具有相关性。

 

肝移植时的中位 AFP-L3 和 DCP 也与高风险外植体特征的数量显著相关（图），并且RETREAT 得分每增加一点都与中位 AFP-L3 （p <0. 001 ）和中位 DCP（p = 0.004）的相应升高相关。

综上，在这项评估因肝细胞肝癌而接受肝移植手术治疗过程中 AFP-L3 和 DCP 的作用的第一项前瞻性研究中发现，肝移植时的 AFP-L3≥15％ 和 DCP≥7.5ng / mL 与高风险外植体肿瘤特征独立相关。这些生物标志物可能在进一步完善肝细胞肝癌的肝移植选择标准方面与AFP互补。这项研究仍在进行以评估这些生物标记物对肝移植术后HCC复发和存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