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男性同性恋者和60岁以上人群艾滋病毒(HIV)感染病例增多，这提出了一个问题，艾滋病是否正在不认为自己有感染风险的人群中悄然传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发布的数据表明，今年头9个月新诊断发现艾滋病感染者9.6万人，使今年可能超过2015年录得的11.5万新发病例。

中国约占世界新发HIV感染病例的3%，占全球HIV阳性人口总数的2%。

新发病例的趋势表明，政府控制HIV的努力可能未能达到目的。

中国是数据最好的国家之一，但这是有代价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中国地区负责人苏凯琳(Catherine Sozi)说。

中国的数据反映记录在案的HIV病例，而其他许多国家使用调查预测的数字。

等到你获知每一个HIV阳性的男同性恋者或者女性性工作者，疾病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

在今年的新发病例中，28%源于男男同性性接触行为。

去年的数据也表明，年轻人，尤其是男同性恋大学生中的新发病例出现上升。

国内评论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同性恋污名化造成的一种后果，人们可能因此不去检测HIV，而非政府组织(NGO)担忧，中国对NGO的打击限制了他们触及同性恋群体的能力。

但苏凯琳认为，男同性恋群体中的新发病例反映的是中国同性恋群体在说服人们接受测试方面相对成功，并非相关机构未能触及这一群体。

拥有数百万用户的男同性恋交友应用软件Blued发起了艾滋病教育运动，并在北京运营了几家免费检测中心。

引入自我检测套件或许有助于促进Blued的运动，因为这让人们能够私下进行检测，无需在国营医院暴露自己的身份。

本周世界卫生组织(WTO)正式推荐使用自我检测手段，以帮助触及全球范围内那些不知道自己是HIV阳性的人，据估计这些人的人数达到1400万。

在中国，这个数字包含一些年轻的男同性恋者，他们在高中或者大学进入性活跃期时，通常接受的性教育极少。

Blued创始人耿乐表示：中国社会对同性恋和艾滋病依然存在许多误解。

因此，受感染人群不愿接受来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帮助。

当艾滋病试剂盒出现在北京和成都的几所大学时，中国社交媒体曾拍手称快，显示出中国社会规范的进步。

其中一个帖子表示：学校对同志如此关怀。

而其他人则抱怨称，女厕所也应该提供试剂盒。

不过，伸向已知高风险人群的援手，可能会忽略外来务工人员或性活跃的大学生，而他们正是没有认识到艾滋病风险的人群。

中国政府官员和中国社会都认为，艾滋病仅限于男同性恋者、吸毒者、妓女和通过卖血或输血感染上这种疾病的人群。

苏凯琳博士表示：整整一代人也许听说过艾滋病，他们知道艾滋病，然而他们却认为这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她提到了较年长人群中艾滋病病例的异常增长——这一人群可能代表着因远离家乡而买春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他们在外漂泊后返乡团聚的配偶。

数据显示，2015年新增病例中，15%的人年龄在60岁以上。

2013年左右，当多家国际机构停止为中国艾滋病项目提供资金时，中国总理李克强亲自从中央政府预算中拨款填补空缺。在那之后，中国非政府组织可以申请资金，向已知的高风险人群施以援手。

在向已知的艾滋病流行城市和地区分配防艾资金方面，各省政府也相对灵活。

目前中国已知艾滋病病例中，大约60%集中在仅仅6个省份。

尽管中国的数据跟踪被诊断带有HIV病毒的人，该数据却不会记录导致多数艾滋病患者丧生的继发性感染。

在非洲，这种继发性感染往往是肺结核，这是在中国社会一些群体中十分常见的疾病，包括不被归为艾滋病高风险人群的煤矿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