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危险的抗生素耐药性的增多做斗争

有人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不过是一种理论”。那就试着把这种理论给每年死于耐药性感染的700000人的家属和朋友解释一下吧。对抗生素和抗疟疾药等抗菌药的耐药性是由适者生存理论引起的。不幸的是，适应细菌就意味着不适应人类。耐药性不仅是活生生的进化正在进行中的例子之一，还是体现着最大的人类直接代价的例子，而且耐药性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把现在的这种趋势拉长到2050年，700000例死亡可能达到10000000例。

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因为认为自己以前已经听说过这种说法而得到谅解。人们自抗生素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被大量使用以来就一直在抱怨耐药性。他们关于细菌性疾病可能卷土重来的结论已证明是错误的，而且将来也是如此。究其原因。结核病和霍乱等19世纪常见传染病的消退，是因为更好的居住条件和排污系统和清洁的水，而不是青霉素。

真正的危险更加不易觉察——因而更加严重。像维多利亚时代最先带来的那些公共卫生方面的改善最终应当降低印度肺结核发病率这个事实几乎无法弥补每年60000名新生儿死于耐药性感染的损失。只要存在地方性感染，就有对其治疗的耐药性。富裕世界也是如此。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微生物的耐药性版本正在提高术后感染的风险。选择性手术是不明智的、利用免疫抑制阻止感染的器官移植是非常危险的日子终将到来。设想一下：在热带地区，如果人人都在面对疟疾再次表现的不堪一击，如果每一次针刺都可能导致致命感染，ji[届时]是那些老病，而不是新病的存，才是最让人害怕的。

常识错误

耐药性的传播是常识悲剧的一个例子；正在失去的东西的代价却不被当事方所见。养牛？就把抗生素加到饲料中，以促其生长。日渐增强的耐药性的代价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嗓子疼？用抗生素吧，万一要是细菌性的呢；如果是病毒性的，虽说药物治不了，但是没有什么害处——除非是后来得了耐药性感染的其他人。

做正确的事的动机的缺乏是难以改正的。在某些医疗体系中，医生是有偿开药。病人在症状消失后忽视完成药物疗程时没有承受任何直接伤害，却让最具耐药性的细菌活了下来。由于许多人误以为是人类而不是细菌发展出了耐药性，因而没有意识自己正在做错什么事。

如果不能轻易地改变行为，那能造出新药吗？事与愿违，市场在这方面也很失败。医生希望把最好的药留给对其他药物都有耐药性的疑难杂症。在花少量的钱就能治好的情况下，给感冒流鼻涕这些的常见病开出昂贵的专利药毫无意义。

为急症储备新药是明智的公共政策。但是，这使得销量处于低位，因而不利于制药企业进行研发。青蒿su，这种业已取代了寄生虫已经变得对其有耐药性的早期疗法——且目前自身也面临耐药性问题——的疟疾药，不是由一家西方制药企业，而是由中国专家，带给这个世界的。

让良药可口

由于抗菌药耐药性没有单独的解决方法，它必须在多条战线上遭遇打击。先从用量开始。抗生素之于加速家畜生长的使用可以像在欧盟那样，被农业部门明令禁止。最好是各国政府一致同意大范围地执法。在人和动物方面，政策应当是给更多的对象大预防针，以便在爆发前阻止传染。这对资金紧张的医疗体系应该很有吸引力，因为预防比治疗更便宜。同理，医院和其他的抗药细菌孳生地应当通过践行更好的卫生习惯的方式来阻止传染。政府应当想公众传授抗生素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他们怎样做才能帮助阻止耐药性扩散等方面的知识。这些政策不可能逆转常识悲剧，但是能让它们不再那么悲剧。

政策还可以提高奖励以进行创新。今年1月份，85家制药企业和诊断设备企业曾在一份声明中承诺向耐药性开战。声明中的小字表明，这份声明部分是对资金的一项呼吁。但是，它也承认了对于“新商业模式”的需要，以便通过将薪酬与销售想脱钩的方式鼓励创新。

本周，这种观点在英国政府与医疗慈善机构——惠康基金会发布的系列报告中的最后一篇中被采纳。在这篇论文的作者——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所提出的诸多建议中，有一条就是他称之为是对培育新抗生素直至具有可用性的企业的“市场进入大奖”的薪酬。它会保证给予新药8亿—1.3万亿美元的大奖，是最高的销售收入。

奥尼尔爵士的另一个建议是，扩大由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设立的基础研究基金，以便资助廉价诊断技术的开发。如果医生能够立即分辨出一种传染病是病毒性的还是细菌性的，就不再会为使用凑手的抗生素所诱惑。如果它们对哪一种抗生素杀死哪一种传染有了解的话，就能避免开出遭受部分耐药性困扰的药物，因而就能限制抗药链的进一步自然淘汰。

综合运用这些政策以同时完成许多事情需要政治方面的领导。但是，近年来针对HIV/AIDS和疟疾的全球性运动表明这是可能的。大量的时间都浪费在了发布抗生素耐药性警告上面，积极作为的时刻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