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韦茨用尽了所有的办法。这个加利福尼亚人已经忍受了化疗、放疗和手术治疗，但他的肺癌仍然扩散到了他的骨骼和大脑中。
随着时间的流逝，急诊室医生进入了I期研究——对一种新的药物crizotinib进行人体试验的最早阶段。该药物为4%的晚期肺癌患者谋利，这些患者含有一种叫做ALK的变异形式蛋白。
“当知道我有这样的突变时，我就知道我拥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新机会，”现年55岁的韦茨称。在一次不同寻常的癌症迅速发展的过程之后，他服用了与Xalkori一样目前由辉湍公司销售的这种药物，现在已经没有癌症了。
一种新的治疗能够进入市场需要十年的时间及10亿美元的金钱。但是，在过去的两年中，少数的癌症药物——包括玛瑙制药公司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Kyprolis，罗氏公司用于治疗罗素瘤的Zelboraf，及辉瑞公司的Xalkori——由于先进的遗传筛选，更明确的I期临床实验及对新的、有效治疗的迫切需要，这些药物在五年的时间里就被认可批准了。
“我们希望能够缩减它获得最终批准所需要的时间，并节省每种药物所需要的数以亿计的美元，”纽约大学癌症研究所平移癌症研究主任罗伯特·施耐德说。“我们要在未来的五年里在这方面看到巨大的变化。”
对于个性化药物是如何在研究者们对人类基因组进行测序之后进步了十年，使药物来针对特定的基因变异的，韦茨的故事就一个生动的例子。新兴的趋势有可能更快地给绝望病人带来更有效的治疗方法，通过更早、更可靠的数据来加大每年药品审批的数量和降低研究成本。尽管它可能并不一定会产生价格较低的药品，但这也将有助于制药企业更早地识别无效的治疗。
对于更快的审批程序人们有一些担忧，但大多数人认为，一个潜在地拯救生命的药物，其好处远远大于它的风险。“新药物的加速开发可以成为一把双刃剑，”辉瑞肿瘤的主席梅斯·罗森堡称。“当你快速发展的时候，有些问题可能无法得到回复。”
他称，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从药物被批准后进行的试验中获得，并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往往要求上市后的研究紧跟在快速审批之后进行。
从历史上看，I期临床试验只揭示了一种实验性药物的剂量，该剂量能够在更大规模的以确定有临床意义利益的研究之前被安全地耐受。但是，遗传筛查的进步和对癌症生物学更好地了解使研究人员能够确定患者最有可能受益于哪种特定的癌症治疗方法。
“你可以更迅速地看到积极的信号，并且在临床上，你可以选出这种药物对其无效的患者，”迈克尔·戴维斯博士称。他是体斯顿MD安德森癌症中心黑色素瘤内科肿瘤学部门的助理教授。
理查德·施勒是罗氏公司Genentech部门研究和早期开发的主席，该部门生产了该公司最畅销的抗癌药物。他称，“你可以通过直接从I期开始，基本上做你的关键性临床试验，从而从临床试验过程中减少一两年的时间。“
那些受益于快速审批过程的制药商们拒绝讨论他们从药物开发的行业平均水平中节省了多少钱。
FDA新的、“突破”性的称号
随着足够令人印象深刻的早期结果，卫生监管部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接受将早期或中间级试验作为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充分证明，而不愿意坚持更大、更昂贵及费时的并且具有一个标准要求的关键性III期研究。
FDA药品评估和研究中心血液学和肿瘤学产品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帕斯朵就新的抗癌药物称：“药品会更好。”
对于较古老的高毒性化疗药物，他称，“我们曾经在机构中的许多讨论中处理的是我们是否应该批准该药物。对于这些较新的药物中的一些，问题就是如何快速地批准他们，而不是他们是否应该批准。”帕斯朵称。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经为药物出台了一个新的、突破性的称号，它被认为是在现有的治疗方法中的一个重大改进。该称号——五种药物已经被授予该称号，目前有12个以上的药物正在考虑之中——该机构与制药公司之间更紧密地合作以确定批准的规定，以及解决商业化生产的问题。
戏剧性的反应
快速批准的关键是，随着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癌症的途径——一系列激起癌细胞生长的生化步骤，药物变得针对性更强。治疗的目的是为了在一个路径中阻止有问题的蛋白质或生物标志物。
纽约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一位肿瘤学家保罗·萨巴蒂尼说，“这使得我们能更容易地在I期临床研究中为患者提供一个戏剧性反应的现实可能性。”
现在，越来越少的患者需要进行测试来在早期试验中获得确切的结果，因为只需要通过判断他们的肿瘤中是否含有实验性药物所针对的蛋白质或基因变异，就可以进行选择。患者通常是从他们的医生或网站，如ClinicalTrials.gov那里了解这些研究。
“我们正在多次寻找的是I期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将看到之前在那些因一个疾病而用尽所有治疗方法的患者身上从未见过的反应水平，”FDA的帕斯朵博士称。
施勒估计，癌症研究人员正致力于50个不同的、可能会产生有效的后续治疗的目标上。
生物技术公司ImClone的共同创办人，纽约大学的施耐德说，历史上可能只有3%的开始于I期临床试验的肿瘤药物被批准了。随着新的诊断工具和有针对性的药物的出现，他称，“人们可能会希望在未来的五年中，有10%或者甚至是15%的药物被批准用于合适的患者人群。”
罗氏的Zelboraf和辉瑞的Xalkori都是与同伴诊断测试一起被开发的，从而确定药物设计中所针对的在患者的特定基因突变。他们通过临床试验比较迅速地进行。
该公司表示，在六个月的治疗过程中花费了56000美元的Zelboraf是基因技术公司和罗氏公司进行的最快的药物。该临床试验过程用了不到5年。
辉瑞的Xalkori只用了四年的开发时间。如果将该药物用传统的方式在普通肺癌人群中进行测试，而不是对那些拥有特定ALK变态的患者进行测试，那么该药物可能会被作为一个失败品而驳回，亦或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试图搜集受该药物帮助的患者组群，这将每年花费11.5万美元。
更快地发现失败品
在过去，大型制药公司都不愿意为有限的患者群体开发药物，他们更愿意研究用来治疗如高胆固醇、关节炎等会被大量人群采用的，并且大量谋利的药物。
辉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蓝·瑞德已经接受了这种新型个性化的方式。瑞德在注意到最近在遗传认知方面的进步之后，表示：“我们可以较早的得到更清晰的结果。这将明确地加快我们的发展，正如你看到的Xalkori一样。”
最近的进步也同样可能给予制药公司一个长期持有的愿望——更快速地确定出现问题的药物。
“在I期发现这些问题药物，比在III期花费了0.5亿美元之后发现这些药物要好得多。”Genentech公司的施勒称。
“如果你拥有一个针对性的治疗，并且你在头十个或二十个患者内没有看到你所寻求的具有特定诊断标志物或特定生物标志物的活动时，算了吧，我们完了，项目结束了，”施勒称。
即使拥有所有最近取得的成功，许多障碍仍然存在。研究人员还没有找到为什么通过刺激机体免疫系统来对抗癌症的药物，如百时美施贵宝的Yervoy, 对一些患者长期有效，而对另一些患者无效的原因。并且他们需要弄清楚为什么癌症经常复发，即使针对性的治疗发生作用了。
“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些药物有时候会停止工作，”斯隆凯特林的萨巴蒂尼称。“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先发制人地结合药物，或在该（疾病）过程的第一次预兆时，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最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步骤，因为我们对该途径了解的更多了。
但是，只要美国像欧洲一样不具有药品的价格管理，并且FDA在其批准的决定中不考虑经济，更快、更开发可能不会转化为较低的价格。
“我希望药品的成本可以降低，但无论市场承担的是什么，市场就会得到什么，”施奈德称。
